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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赴缅解放人类却发现人家是小康生活
【导读】王曦：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
康国华与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资料图）
缅共里的中国战士：被遗弃的青春
》》王曦亲历的第一场战争，以大获全胜告终。打死敌方八九十人，俘虏19人。（王曦1970年7月21日日记）
缅共的战争，曾在某个时段节节胜利。但随着对缅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内心却产生了其他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 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按照缅共的革命理论，该国存在阶级差别，在此基础上，需划分贫农、地主等，进行阶级斗争。王曦认为，缅甸本是佛教国家，信仰宗教的民众对互相杀伐批斗并不习惯，虽然有被煽动起来的参与者，但毕竟是少数。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区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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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末，一批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越过国境线，奔赴缅甸参加革命。战争结束后，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就走上了各自的人生旅途。而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在千里之外的故国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康国华生活在黑暗中。他始终戴着墨镜，以掩盖深陷变形的眼眶。他是一个盲人，40年前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令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双眼。他原本是云南的一个知青，在文革“输出革命”的浪潮中，成为缅甸共产党内的战士。他希冀靠浴血奋战改变自己“黑五类”子女的命运，但缅共失败的革命，让他的梦想成了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策转折，让他在归国后也失去依靠，当年“革命者”的身份也再无人提及。
现在他只是一个享受低保的盲人。革命年代的硝烟和血，还时常在他脑中回放，但已恍如隔世。该如何评价自己在缅北丛林中试图夺取政权的戎马倥偬岁月，对他构成了一个难题。
“人生只有一次。如果有两次我会后悔。因为只有一次，所以谈不上后不后悔。”康国华说。
另一位参加缅共战争的云南知青王曦，返乡后也一直生活在失落中，“在缅甸不被当作自己人，回来后，也边缘化。两边都不当作自己人，现在说起这些也名不正言不顺。”但他也说自己并不后悔。他最终活着回来，并且没有受伤。在1970年5月穿越国境参加缅共之前，出生于“历史反革命”家庭的王曦，感受到重重的压力，他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能走上这条路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当时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参加缅共最大的好处是不讲出身，基本没有阶级歧视。”
“康国华可能会后悔，对于我，这可能还是笔精神财富。”王曦这些年开始撰写自传体小说《红飞蛾》，他预计该书完稿后将有一百二十余万字。在缅甸15年的经历，给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虽然有文学化的加工，但他表示书中内容基本都是真实的。
王曦回国的时间是1984年，彼时他在缅共内的军阶是正营级。负伤的康国华比他晚回来5年，那时缅共内部发生了政变。缅共人民军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所谓的“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已官至旅级的康国华，一时间一无所有。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也是级别最高的归国缅共中国知青。
他们是参与缅共人民军的数千云南知青中的出类拔萃者。
到缅甸去支援世界革命
“1970年5月19日。这一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刚满20岁！这一天我离开了养育我19年的亲爱的祖国！这一天我第一次踏过了国境，来到了缅甸——这块秀丽的国土上。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意义深刻、最伟大、最光荣的日子，我参加了缅甸人民军，投入了光荣的国际主义的战斗行列。”
“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荣地献给正在争取解放的缅甸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人类最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来自王曦日记）
王曦有写日记的习惯，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也未曾中断，这些日记一直被他带在身边。在这本日记的扉页上，他写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接下来是他凭记忆写下的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渡（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致因为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悔恨，在他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能骄傲地说：我整个的一生，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翻身解放而斗争！”
在去缅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陇川县弄安村插队的一个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农村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13岁，我没办法，申请调到滇南，将（1969年）年终分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
王曦在滇南没有待满一个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四类分子就要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受斗。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
母亲还在昆明，理解他，但却无钱给他充当回滇西的路费。他向同学借钱回到了陇川县插队的村子，但当地已经不再接收他，理由是他已经调走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有生路我还愿意留下来。”王曦说，此前他在生产队表现最好、出工最勤，曾被公社推荐参加当地先进知青大会，后因审查成分不好，取消资格，“这些都是刺激，表现再好也没出路。又穷，我工分最多，但也就分几百斤谷子，活不下去。”
他早已听说缅共招收中国知青，曾有几次冲动想要参军，都忍住了。这一次，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我对革命陌生得很，在昆明21中读书时就文绉绉的，喜爱无线电，文革也没参加过武斗，枪都不敢动，不是当兵的料，谁知21中第一个去参加缅共的就是我。我对支援世界革命完全没有概念，知道是去战争，实在是被迫。”
王曦的这个说法，很难说不带有事后的智慧。准确还原王曦当时的心境有些困难。当时的日记显示，他对革命具有相当的狂热——他现在说这是当时的一种话语习惯。
那个时候，支援世界革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辞令，“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在官方媒体上，也不时可见对缅共的舆论声援。在王曦前往缅甸前50天，《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称，“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缅甸共产党领导缅甸人民，坚持革命武装斗争已经有二十二年之久。近几年来，缅甸人民武装和缅甸各族人民武装不断粉碎反动派发动的大规模反革命‘围剿’，狠狠打击敌人，使武装斗争出现了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在缅甸共产党‘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缅甸人民必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夺取缅甸革命的最后胜利。”（197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王曦也带着缅共必胜的信念，扛起了枪。几个同学将王曦送到陇川县城，他又沿着从遮放镇到芒海镇那条专用公路，走向陌生的邻邦。一年多前，康国华也是沿着这条公路，踏上异域武装革命的征程。
“那时路还没有修好，正是雨季，泥石流下来两次，规模并不大，缓缓地冲到我们的大腿根。”康国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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