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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故事：一夫夜呼，乱者四应
“风声鹤唳”、“惊弓之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形容、比喻经过惊吓的人神经极度紧张，听到一点儿 “声音”就胆战心惊、惊慌失措。尽管成语总使人有夸张之感，其实成语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概括、凝炼；生活中，确实有人闻“声”丧胆，甚至还有看似强大的政权竟闻“声”丧权的例子。
一
“白天没做亏心事，夜里不怕鬼敲门”，这是人所皆知的俗语，这本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道理。但是这“常理”、“常识”只适用于寻常年代，而不适用于非常时期。在那种非常日子里，白天没做亏心事，晚上也怕敲门声，而且这种敲门声有时甚至能致人于死地。
从1956年起，关于斯大林本人以及斯大林时代的真实情况便被不断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一“现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年出版的《斯大林》（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便是利用这批档案写出的力作，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利用最新解密档案，能使“重大事件”彻底曝光，使许多细节更加丰富。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惊心动魄，而一些易为人忽略的细节，如果细细体味，则更使人毛骨悚然。
在1930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旁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便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了，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 “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也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天文学家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这位新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中译本，第455－456页）
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上世纪6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也多次提到深夜电梯声、电铃声使人惊恐莫名的生活细节，从中也能看出当时恐怖到了何种程度。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第412页）。1938年在他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他也不例外，“每夜都等候着铃声”。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李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据爱伦堡说，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同上，下，第441页）。
二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时，这种“声音效应”会影响终生。
经过“反右”斗争后，著名艺术家、中央工艺美院的创办人庞董琹先生几十年来听到搬桌椅板凳的声音，就会一阵心惊肉跳。2002年3月17日，庞先生的遗孀、北京京剧院剧作家袁韵宜女士对我详谈了庞先生的人生与艺术。她无意中谈起在“反右”中，身为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的庞先生未能幸免，对他的批斗会经常是在院长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召开，每次批斗会前布置会场都要搬桌椅板凳。袁女士说，从那以后直到临终，庞先生听到搬桌椅板凳声就高度紧张，心跳加速。所以，家中已养成习惯，搬桌椅前总先会给庞先生打个招呼，让他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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