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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眼中的中国下一步——“两会”上地方官员心理速描
有关“稳定”和由此相连的“社会管理”两大话题，是今年两会地方官员们的焦点。至于原因，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辛说：“盛世的中国并不太平。”
虽然中央政府调低了GDP增速预期，但地方上依然在摩拳擦掌，用一位省委书记的话说，“一般各地都会超额完成。”
在两会上，“信仰缺失”这四个字以及它的同义表述正在反复出现。不过，每个官员心中，它的潜台词都不尽相同。
作为“两会”新兴热词的“改革顶层设计”，还未在地方官员心中达成统一理解。一位上海官员说，“顶层设计中，要防左，也要防右。”
2011年3月14日上午，本次全国人代会闭幕会。本身是官员的全国人大代表们的想法，
将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 （CFP/图）
今年的“两会”，是在“幸福感”中开始的。幸福感，就像是和谐社会的通俗说法，在各个会场上的官员口中频繁出现，比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而与幸福感背后相连的，则是地方官员对“盛世不太平”的忧虑。
另一个与之类似的热词是“民生”。它以比往常更强势的姿态代替了GDP，涌现在各级官员代表的发言中。但是，对于如何发展民生，各个官员的思维并不相同，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指向却大都归于了经济发展这个前提。
更多的人还关注了“道德”，这源于上个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过的房地产商应流着道德的血液。本次全国人代会的发言人李肇星也说：富人必须依法致富。地方官员们则发挥到更多的范围，比如“信仰的缺失”又该如何解决？
舆论关心中国的未来模式。作为党媒代表的人民日报的记者直接问重庆市长黄奇帆，怎么理解重庆模式？黄回答说，重庆是按照中央要求去探索西部发展，还未有确认“重庆有什么模式”。那么，关于改革和体制，官员们究竟是何种态度？
抛开纷扰的媒体热词，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各级身为官员的人大代表，这些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想什么？他们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等等问题，有何判断？
社会：“盛世的中国并不太平”
有关“稳定”和由此相连的“社会管理”两大话题，是今年两会地方官员们的焦点。至于原因，用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辛在审议时的话说：“盛世的中国并不太平。”
不同的是，因为发展阶段各异，如今新的问题最先出现在发达地区，一位中央领导人用“春江水暖鸭先知”来形容这一现象。
“浙江、广东都是早遇到，而后其他地方才逐步显现出来。”上述中央领导人在看望浙江团时说，因为发展超前，相比之下，这里面临的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更早、更多。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相关专家说，群体性的维权活动，在发达地区更为突出。同过去的维稳不同，中央政府正在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新的治理手段。
《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此前的2月，中央党校召开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以便进行动员。在上海的小组讨论中，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战说，他注意到“胡锦涛30多页的讲话稿中，提到群众路线的就有9页纸”。
现在，这一动员在“两会”上被继续放大，今后将层层向下传达，从中央直到每一个细小的单元。
“社会管理”是作为政法工作的一部分提出的，但比传统的“维稳”更上层楼。它将涉及民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公安等众多部门。“社会管理很重要的是管人。”山东省日照市委书记杨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意味着，所有与公众日常活动的相关部门，都会被拉入进来。
当公众不再全天候与单位发生关联，作为公众八小时工作之外的生活空间，社区将被重点挖潜。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为“以城乡社区为载体”。
在日照市，已经推行的办法是，“全方位、全天候、全员化”的“三全体系”。“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时每刻。”杨军说，这一体系的原型来自维稳，放大到社会管理上也有同样的示范作用——全体公众一天内的所有空间、时间均将被覆盖。
在中央机关云集的北京东城区，试点的是“网格化管理”，即所辖的近26平方公里被划分为1652个网格单元——每一个网格比社区更小，由城市管理监督员对其分管的“网格”实施全时段监控。
不仅如此，东城区还启用了移动的技术手段——可以手机为基础，对现场信息进行快速采集与传送。杭州现行的“网格化管理”亦是移植自北京。
“将党和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延伸至社会最末梢，从而实现了‘上面千条线，基层一张网’。”上述领导人说。这些经验，杨军也学习过。“分片划定责任制，从布局上是个好办法。”他说。但他觉得，日照的“三全体系”或许也可与之媲美。
“党委政府要起主导作用，很重要的是要形成人人参与的氛围。”杨军说。一种可能是，政府将以“志愿者”的名称，重新规划新时期下的“群众路线”。这次日本大地震，让杨军看到了日本人在大灾难之下秩序井然——即便没有带着红袖章的人指挥。“这就是一种社管的效果。”他说。
不过现在，各地官员还没有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方式形成统一的共识。“我还要思考下，社会管理与政府管理间的区别是什么。”一位西部省份的市委书记说。
而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则在小组会上坦言：以前的经验，多是作为中立方的政府去协调公众之间的矛盾。而当公众的不满指向政府时，又当如何创新？
他们已经开始寻找答案。“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要求，已经在浙江的省级官员间传达完毕。两会之后，“就精心组织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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