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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眼中的中国下一步——“两会”上地方官员心理速描
经济：GDP还将强势增长
在精心研讨“社会管理创新”之前，浙江将先召开关于海洋经济示范区的省委工作会议——同社会稳定一样，经济增长也是当下官员们心中最大的共识之一。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后五年的GDP的年均增速定为7％，并没有延续多年来的“保8”惯例。
虽然中央政府调低了预期，不过地方上依然在摩拳擦掌，“一般各地都会超额完成。”一位南方省份的省委书记笑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现任地方官员，大都是邓小平的拥护者。所以当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听说，不丹国民的高度幸福感是建立在人均GDP只有500美金之上时，内心自然存有怀疑。“和外界隔绝的、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幸福感，是低水平的。”杨庆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显而易见的是，还没有什么能撼动“经济发展”在地方官员心中的核心地位。官员们今年都在热议“民生”，但当他们论证其必要性与紧迫性时，逻辑起点仍然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比如把大量财政投入民生，对做大蛋糕有什么好处呢？杨庆育引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话说：“民生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3月5日，一位中央领导在浙江团也将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他告诫说：社会和思想的变化已经出现。处理好了，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革新，处理不好，就会阻碍经济发展。
一位西部官员则主动提起了邓小平的南巡，他的意思是，市场经济的原则不要动摇——这一观念，已经深入很多官员骨髓。“即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再强，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市场调节上。”苏州市人大主任杜国玲说。
由此，有关经济政策的诉求依然是地方上表达最多和最直接的，而且基本是以市场经济为原则。在上海团，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战发言时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往前走，首先应在税制、体制、法制上调整，支持东部突破瓶颈。”
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的效率，也依然让地方官员们颇为重视。
今年1月，国务院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取消行政强制拆迁，此前有部门向山东省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征求意见。“我说，无论如何修改，你得留下一条：依法强制拆迁。否则，好多事儿就没法做了。”张少军在讨论发言时说，“如果我们国家出现（日本）成田机场拆了十几年了还留下几户（的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没法体现了。”
如今新条例中，“行政强制拆迁”改为“由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张少军建议说，法院应“直面矛盾”，“支持地方经济向前发展”。
文化：“政府提供口粮，市场提供杂粮”
“现在高速膨胀的中型城市缺失什么？”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辛发问说，“我们正在遭受文化缺失的报复。”郑晓辛所说的缺失，指的是某种“大文化”，比如诚信和信仰。
而上述去看望了浙江团的领导人也提到，解决“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问题，光靠经济的发展是不够的，要有一个理想信念的支撑。“我们在任何时候还是要讲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在两会的地方官员口中，“信仰缺失”这四个字以及它的同义表述正在反复出现。不过，它的真实含义并不容易把握：每个官员心中，它潜台词都不尽相同。比如“民众心理浮躁”也是对“信仰缺失”的阐释之一。“一天到晚超女，这个很不好。”一位江苏官员说，“我建议，对媒体进行管理。”
“社会精英的心态上出了问题。”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辛开好了药方：以“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在“多元文化中间落实先进文化”——人民需要在指引下，走上正轨。
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着更为宏观的概括：“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
“政府要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精神口粮。”郑晓辛说，就好比政府提供基本口粮，市场提供杂粮。
“他的发言很精彩。”四川省自贡市市长雷洪金说。在会议休息的空档，雷洪金拍着郑晓辛的肩膀说：“准备一下，适当的时候，我请你专门讲一讲。”
2008年，雷洪金刚到自贡任职的时候，看到一家机械仪器厂还在使用一台70年前的德国设备，“绝对是个宝贝”。他就想为这些工业历史文明的遗迹，建造一座博物馆。现在，自贡已经有了三个博物馆：恐龙、盐业和彩灯。
“‘十二五’更注重文化的发展”，这让雷洪金有了一些设想。比如，那座价值4亿元、为举办四川省运会而建立的南湖体育中心该如何处置？他并不打算将其市场化，而是要打造成“相对纯粹的”市民的体育中心和文化中心。
“里面决不搞任何的商业活动，包括卖咖啡的。”雷洪金说。这是政府对保护文化的体现——商业与文化还不太兼容，先进文化应当是纯洁的。
他还提到街舞，来表明自己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他们不是问题少年。”雷洪金以此为例说明政府的包容心。“如果引导得好，应该容许他们这个爱好。”
雷洪金也欣赏新加坡的经验。在那里，他看到由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平台，以展示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这样你报来，我审查，审查以后你制作。”他说，“（这样）激起了百姓的创造激情和对城市的爱。”
体制：“世界上在羡慕我们呢”
除了稳定、经济和文化发展，身为人大代表的地方政治精英们对体制和改革这样的话题则相对谨慎。
有关改革的话题，地方官员的目光大多是向上看，等待中央的指令。“以省为单位讨论改革意义不大，改革都是国家层面的设计。地方范围内的实验也有，但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一位西部省份厅局级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比如民生，就是经济、政治、社会的混合体。“必须由上至下研究，光靠地方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没有那么好用。”苏州市人大主任杜国玲说。
作为“两会”新兴热词的“改革顶层设计”，还未在地方官员心中达成统一理解。当然，他们正在期待中央总体规划来化解一线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现在各式各样的想法都有。”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战说，“顶层设计中，要防左，也要防右。”
在会场上，东部省份提到改革的话题比中西部更多，基本全部集中于经济领域。地方官员希望在财力与政策上有更大空间，以减轻刹车闸与快速向前的轮胎间的摩擦。
官员们普遍反映出了对改革话题的谨慎。一位上海官员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此前的两会上，他曾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谈经济危机。“谈改革……不方便。”他说。“没什么好说的。”一位江西省厅级官员在被问到“改革”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之前，他对当地的发展计划谈兴颇浓。
不过客观地说，对于部分官员来讲，这算不上是在躲闪，他们只是尚未思考，被“发展”推动着，他们还在不停歇地奔跑。
有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具体的改革建议，则在个别会场的空气中闪现。3月12日上午，山东省律师协会会长杨伟程发言说：应该尽快司法改革，不要让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嫌疑人离奇死亡案、三鹿奶粉事件不断重复出现。下午，山东团的小组会上，杨伟程的发言又被提起。一位官员提到他时，称之为：“那位勇敢的律师”。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之上的快速发展，使地方的政治精英们心中充满自豪感。一些官员在谈论国内的文化缺失，另一些官员则同时建议应大力向国外传播中华文化。
这种情绪在利比亚撤侨一事上得到充分体现。“如果不是我们这种制度，那几万人就乱成一团”，在不同的会场上，代表们往往有类似的说法。“世界上在羡慕我们呢。”代表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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