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晒三公：中国特有的“政治行为艺术” >> 阅读
晒三公：中国特有的“政治行为艺术”
为了平息老百姓对国家机关的官员滥用公款消费的愤慨，国务院在2011年3月份要求中央各部、委、办、局在2011年6月以前公布其前两年的出国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的消费情况（简称三公消费）。截至6月底，在97个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只有科技部一家按时公布了三公消费支出情况；7月份的上半月，又有20多家陆续公布了相关数据；剩余的70多个中央部门则未有任何反应。
据《京华时报》7月16日报导，7月15日，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卫生部、监察部、农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本部门的“三公”账单，商务部也在前晚公布了账单。引人关注的是，公开“三公”先行者科技部昨天进一步公布了“三公”细账。这些部门的“三公”账单基本类似，最详细的当属农业部，其明确说明，农业部今年人均“三公”经费约为2500元。
相比此前其他部门公布的“三公”账单，农业部有一定突破，在公布的今年“三公”预算中明确提出，该部本级及49家部属二级预算单位今年“三公”预算为23802.67万元，预算总人数为179548人（含3个部属科学院及2个中央直属垦区），其中在职人员93041人，离退休人员86507人。按在职人员数计算，年人均财政拨款“三公”经费约为2500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年人均50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年人均1600元，公务接待费年人均400元。此外，在这八部委中， 农业部去年的“三公”支出是最多的，达到23649.5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也是最多的，达到15140.2万元，公务接待费在八部委中最高，达到3655.68万元。除农业部外，交通运输部去年的“三公”支出也超过亿元，达10454.9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达8256.08万元。
交通运输部“三公”支出包括部本级和部属行政事业单位，共339个预算单位，截至去年底，实有人数85642人，其中在职人员53873人、离休人员962人、退休人员24027人、其他人员6780人。记者据实有人数计算，去年交通运输部人均“三公”经费支出约1220元。
今年，交通运输部“三公”预算也超过一亿元，比去年实际支出增加540余万元，但就两年的预算而言，今年的预算有所降低。不过今年该部公务用车支出预算达8871.75万元，比去年增加615.67万元，令人咋舌。据交通运输部解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分布点多、线长、面广，设立的派出机构、监督和救助站点达960多个，承担着沿海、沿江、岛屿和内河的交通安全监管、公共安全和人命救助等职责，随着交通安全监管、应急抢险保障等任务的增多和燃油成本的上涨，去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支出预算比上年有所增加。
继今年4月在部门预算中披露“三公经费”，成为第一个响应国务院号召“晒三公”的中央预算部门后，昨天科技部进一步在官方网站显著位置公布了“三公”的具体数字，并对财政拨款情况作出翔实说明。在这张科技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表里，列出了去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和拨款决算数，以及今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三组完整数据。
科技部去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的3655.88万元比当年预算的3909.23万元少支出253.35万元。科技部今年“三公经费”预算总计4018.72万元中，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预算按照国务院统一要求较今年预算压缩2％；公务接待费预算较今年预算零增长；因公出国（境）费预算根据实际工作需求有所增加，主要是科技部新增了参加气候变化谈判，落实中美创新对话以及中欧创新集群合作、中德政府间磋商等多项工作任务，经费相应在今年的预算中体现。科技部没有隐讳今年“三公经费”预算总数比去年预算数字略有增加，而是坦率地介绍了“三公”中压缩项、零增长项、增长项的背景和缘由。最快速、最明晰，科技部在公开“三公经费”上较其他部门“先行一步”。
7月15日，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表示，从已公布的20多个中央部门的“三公”支出情况来看，最早公开今年“三公”预算的是科技部，最早公开去年“三公”决算的是中国工程院，最细致公开“三公”支出的是审计署。审计署可谓“标杆”，其7月11日公布的“三公”支出详尽程度至今仍无人超越，为其后的各部门树立了典范。而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普遍较7月10日之前一些单位公布的情况详细。例如交通运输部公布了预算单位数量和实有人数。但是，在公众关注度最高的公车方面，这些部门仅公布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的总额，并未如审计署那样披露公车数量、每辆车的运行费用等详细信息。其原因不难理解，因为这些部门的公车数量和养车成本普遍较高，担心招致公众批评，因此对这些信息进行了模糊处理。
同时，这些单位选择了临近周末的时间，甚至快下班时才公布“三公”经费，也体现了其技巧性。因为周末关注度小了，“挨骂”的可能性也就小了。叶青预测，下周一有望迎来各部委公布“三公”经费的高峰期，目前大家都在观察这周公布后的效果。希望未公布“三公”经费的部门都能在下周公开。但是，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惊喜，毕竟能像审计署这般详尽地公开“三公”账单的单位应该不多了国务院所要求公布的，只是过去两年已经发生的费用。相信各部委都有现存的账目可查。用计算机将这些账目汇集起来，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布，这件事做起来在技术上不会有任何困难。
事实上，根据全国人大代表、预算专家叶青透露，在今年六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财政部已经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单位三公消费总数据。而这些数据来自于每个部门的数字汇总。这说明各部门数据早已计算统计出来，因此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不公开。
在一个连月球都能上去的国家，公布中央部门的三公消费支出这样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却如此困难，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显然，假如说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难处的话，这个难处一定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人们推测，主要是因为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对国务院要求公布三公消费支出的决定的反感和抵触；而这种反感和抵触，则是因为这些部门的三公消费如此之高，搞得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无法向公众交代了。
更重要的是，国务院所属部门的负责人居然敢对国务院设定并向公众公布的期限置若罔闻，而且还是明显的集体抗命。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并不多。这足以说明这件事情实在是不简单。这些部委的负责人都是执政党决策层的人物，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对执政党核心们的心态的揣测上，他们敢于对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抗命，一定是知道，执政党的核心层对这件事的态度并不是真正的一致。因此即使抗命了，也不至于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国高层官员们对公开发表反腐败言论的温家宝的总理权威的公开蔑视，而且是在当众对他进行政治羞辱。
当然，即使各部门如期向公众公布了所谓“三公消费支出”的信息，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些数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这些部门自己制造出来的，并没有真正独立的公正机关去核实。从那些已经公布了该信息的部门的数据看，除了出国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这三大类的开支总数之外，根本没有各项开支的细节。不仅平民百姓，即使是这些机关的内部职工对这些数据也无法查证。但是，按时公布这些数据还是拒绝按时公布这些数据，这个中国特有的“政治行为艺术”却能帮助人们去分析执政党高层的证实角逐。
话说中国的数据迷宫，其实并非海外“反华反共势力”营建，而是北京自个倾力倾情打造。不幸得很，近年来北京营造的数据迷宫，越来越不能迷惑住外国人与本国国民，倒是官府自身经常被那迷宫折腾得晕晕忽忽，温家宝总理至少被绕晕过好几次。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时政评论家何清涟女士对此撰文说， 6月24日温总理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中国已成功地遏制国内通胀，抑制住价格压力。此论让温粉们兴奋了十余天之后就高兴不起来了。7月9日，国务院下辖的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6.4%，创近3年来新高，显示在货币紧缩政策之下，通货膨胀触顶过程仍在继续——国家统计局这一数据否定了其上司温总理此前的对外宣告。
这种让温总理略显狼狈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2009年2月就曾发生过一次，而且正巧也与《金融时报》有关。那一年2月1 日，温总理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中国现有失业农民工1200万。外国观察者们正在为温总理面对真相的坦率感动时，就在次日即2月2日，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并返乡——此数据与温总理公布的1200万整整相差800万。好在此前国际社会已经发生过好几起质疑中国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大辩论，而且与温总理同时陷入尴尬的还有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李保东，他在联合国人权审议会上宣称，中国农村贫困人数在30年间已经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就在他宣称的同时，政府在国内庄严发布统计数据，声称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 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比李团长宣称的多了600万。
当然，这不是温总理有意欺骗世人，只因统计数据产自多个政府部门，日理万机的总理，哪有时间去数据迷宫里寻宝？只能是随手逮到哪个算哪个。只是越到晚近，政府部门在公布统计数据这一政务上越不争气，除了部门间互相掐架之外，有时还得自打嘴巴。比如今年6月1日中国央行在《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宣布：地方债务总额约14.4万亿元，风险很大。这一结果让全世界都开始为位居世界次富的中国担心，一时之间讨论中国地方债务危机的文章可谓车载斗量，不少文章还开始预测中国的经济危机。于是北京又按捺不住了，由央行出面于7月11日发布消息，宣布该报告有关债务总额接近15万亿的推测错误，债务总体风险完全可以控制。
无独有偶，央行此前不久刚刚掌掴过自家脸皮。6月上旬，一份被列为“全国优秀金融论文评比的候选论文”——《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外泄。虽然事情并不新鲜，但还是被媒体抓住猛炒了一遍，比如凤凰网就以“央行揭贪官外逃路径，过万官员外逃携款8000 亿”为题报导。在沸沸扬扬、铺天盖地的报导中，该报告旋即被央行下辖的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称贪官外逃数据严重失实。……
好在中国大陆的国家信用已经被当政者损耗殆尽，这种自打嘴巴的游戏只算是在政府的脸皮上挠痒痒。但不少人还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执政党和政府，会依据这些哄外人的统计数据作为决策参考吗？！这一担心倒还不必。因为执政党和政府从来就实行对内对外的两本账制度。统计数据造假实，乃执政党从娘胎里带来的病根，是执政党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从中央政府稳定人心的需要到各级官员的政绩需要，没有一样离得了它。
说起来让“老左派”与“新左派”都受不了的是，执政党统计数据造假的鼻祖乃是他们奉为神圣的毛泽东。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发布了指导大跃进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九条的内容就是“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执政党就开始实施“两本账”制度，其中一本对外公布，专门用来糊弄外界。国家统计局以后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有对内对外两套数据，对外公开的是《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供政府官员看的内部资料也有保密级别不同的几种，供不同级别的官员查阅。其中保密级别最低的是《统计资料》，绝密级的是《统计报告》，只抄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内副委员长（党外人士担任的副委员长不在此列），能够看到《统计报告》的人在全国不超过100人。
如上所述，执政党和政府部门，各有一套统计数据；再加上国家统计局本来就有几根舌头，人们在这一数据迷宫当中绕圈，最终难逃绕晕之命运。久而久之，人们选择了不相信。现在屡屡出现的国务院总理与其部属自相矛盾之事，这只能说执政党和政府的正常管理能力严重衰退，是政治衰象的表征。
而这种在中国特色下的中国特有的“政治行为艺术”，带来的后果是，全世界人民首先包括的是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对中国大陆的公权力说：我不相信你！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装糊涂：为何全国人知道错而改不了
- 下一篇：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