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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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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南风窗》创刊人、社长陈中被调离，采编中心主任赵灵敏被停职。
赵灵敏停职感言：
各位同事：
昨天早上会议之后，我已接获社委会通知，进行停职反省。自今天开始，我已退出本刊所有采编业务和工作。下半年是明年广告、发行的关键时期，我本已对未来几个月的内容有了很多的设想和筹划，但现在都做不了了，《南风窗》已不需要我再为它设想考虑了。
关于《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一文的所谓“政治导向错误”，我自然有不同的看法，但目前显然并没有一个从事实和道理上讨论问题的氛围和契机。作为本文的作者和采编中心主任，我对此文给本刊造成的负面影响深感抱歉，但杂志出版是有流程的，我只能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像目前这样把所有板子打在作者和与此文无直接关联的社长身上，进行上纲上线、对人不对事的选择性和扩大化处理，显然并不能服众。
在《南风窗》，我度过了非常快乐和充实的7年。从一个给采访对象打电话都战战兢兢的新手起步走到今天，我由衷感谢《南风窗》给予我的机会和培养，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与此同时，我在工作上也尽了最大努力，自认问心无愧。特别是最近3年来，出于工作岗位的需要和责任感，我将几乎所有能拿出来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以至于很难有完整的个人生活。如果不是此次的事件，我大概还会将这样的生活方式继续很多年，但现在，以这样一个始料不及的方式，我终于解脱了，有机会过更为正常和轻松的生活了。今天早上，我7年来第一次在起床后发现不需要再为工作想东想西了，这样的感觉虽然陌生，但似乎很不错。
过去几个月，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采编部门的大部分同事所表现出来的独立人格和判断力，遇事不阿附，不盲从。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力量是《南风窗》能够屹立26年的根本，也是很多同事即便对杂志的现状啧有烦言、但仍一年年坚守下来的根本原因。这一精神共同体的向心力，是任何物质上的恩惠和拉拢所不能替代的。虽然这种独立人格和判断力，在今天日益逼仄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面前简直弱不禁风，但我还是期望大家能勉力坚守。也盼望我们的主管部门和新的主事者，能够尊重《南风窗》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和价值观，以审慎和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经营和管理这本有光辉过去的杂志。
感谢大家这两天来对我的关心，我很好，大家也保重。
赵灵敏
201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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