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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大国的崛起与衰败
许倬云（资料图）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大国崛起的问题”，也牵涉到中国本身历史，这个题目本身当然有其时代的意义。今天中国的兴起，不仅引起世人瞩目，而且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以及他人的期待和自己的意愿，也有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必须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不能一厢情愿地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大国崛起这四个字，当然意味着，在列国体制之中，有一个大国或是若干大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于有些大国成为霸权。在近代几百年历史上，我们看见自从西方兴起之后，曾有一连串的大国，成为世界的霸权。但也没有任何的大国，可长久地站在领导位置上而不衰退。兴和衰，本来就是接踵而至。我常常觉得，一个国家的兴起，要具备许多的条件，而一个国家的衰亡，却会被任何偶然的因素，拉出一个缺口，同时，系统的衰老，也会将兴盛的大国推向衰败。最近美国的形势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兴旺了几乎两百年，尤其最近一个世纪，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的霸权，但最近却是捉襟见肘、窘态万分。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这是常见的现象。今天讨论中国的崛起，而我先说到衰亡，也正是为了要提出一些警告，万事不能单从一面想，时时心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总是好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融合
回到中国的历史，我们曾经有过列国体制，西周败亡以后，王纲解体，此后春秋战国两个时期，都是列国体制。春秋的数十个国家，其中“五霸”都是以大国的身份，各自主宰当时。战国只有十个国家左右，“七雄”轮流坐庄，彼此争斗，最后秦国统一天下。春秋战国两个漫长的时期，强国的出现，都有各自具备的条件。例如，战国时代的齐国，具有渔盐之利，是当时最富的国家。但逐渐其它资源，例如，铜铁和马匹，都是战争所必具，于是，占有这些资源的国家也一个又一个地进入霸权的争夺。战国终了时，铸铜、炼铁、冶钢都变为重要的工业，也决定了那些国家的盛衰兴亡。“战国七雄”都不断地改革自己的内政，也以不同的制度组织自己的军队。他们彼此学习，到了最后，都发展成具有强大武力的官僚国家，奠定了秦汉帝国的基础。当时整个的形势，是后来者居上，前面一个霸权衰了，在衰亡的过程中，就让后面的霸权有了发展的机会，终于起而代之。在孟子时代，大家已经有一个认识，天下必须定于“一”，至于谁是那个“一”，则正是列国争夺的主要目标。
春秋战国争斗的时代，也是融合的时代。东方齐国的阴阳观念、鲁国的儒家思想和生产制度，融合了三晋的管理哲学，又与楚国道家哲学互动，逐渐构成了综合的中国思想系统。各个国家的资源互相流通，发展了一个全国的经济网。在交通路线上，有许多大型的城市，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成为发展文化的重要场合。甚至于国家的组织，也因为互相学习，发展成类似的文官制度。因此，这个冲突的时代，却也是交流与融合的时代。
秦国依仗武力，统一天下，他的管理方式非常严格。从今天考古数据看来，秦国的地方官吏，很多就是秦国军队的军官在他们征服的地点，担任地方首长。秦制车同轨、书同文，是要以整齐划一的制度，将全中国放在一个文化体系之下。这一个专制集权的朝代，并没有维持很久。接下去的汉代，在许多制度上继承了秦制，可是因为新朝代的统治阶层，本身都来自于民间，也来自各方，却并没有以一个制度凌驾全国。
汉初一百多年，其实继续进行的是战国时代的文化融合过程。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汉代，是中国文化体系全盘发展的时期。战国到汉初，《吕氏春秋》、《淮南子》都尝试建构包罗万象的宇宙论。武帝时代，董仲舒糅合先秦各种思想，组织为天人、内外彼此感应的宏观思想体系。这一个时代，不仅是一个朝代，也是一个文化体系扩张和深化的时期。有了如此宽广宏大的气概，中国遂能不断吸纳佛家、中亚启示性信仰，以至近世的西潮，蔚为博大而复杂的中华文化。从汉代以后，中国的朝代，基本上都没有脱离汉代规模，中国帝国不是秦式的、而是汉式的天下国家。其中的构成成分，有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而各地和中央的关系，也不完全是政治上的统属，更多的是文化的涵化。在天下国家之内，有核心与外围，各地、各族群彼此关系，有不同的型态，也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其理想的境界，乃是近悦远来，来者不拒。汉代发展的察举制度，将地方人才不断地吸收，进入中央，同时，来自地方的官员，将地方的信息，不断地带入中央。这一个信息回馈系统，是天下国家可以不仗武力，而保持大国众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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