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区域、全球和核问题的书写者

作者：卡伦·索恩伯唐卉来源：《北京青年报》发布时间：2012年02月26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当然，你记得南京大屠杀，我也没有忘记。”——上图为大江健三郎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题目：大江健三郎：区域、全球和核问题的书写者

　　■时间：2011年12月20日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主讲人：卡伦·索恩伯（Karen Laura Thornber，汉名唐丽园），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副教授、研究生主任。首部著作《运动中的文本帝国：日本文学在中国、韩国以及台湾的跨文化影响》（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获约翰·惠特尼霍尔亚洲研究图书奖（2011年），该书被认为是关于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类拔萃的英语书籍。索恩伯女士目前从事的研究方向是战后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以及非洲之间的文化流动。

　　■提要：广岛的记忆、核问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以及许多日本知识分子耗尽毕生精力直面的问题，对他们而言，这也关系着战争的遗留问题。2011年3月福岛的核泄漏事件，再次引燃了大江的思绪。本文是一位美国学者对大江几部作品或演讲的分析，或可为我们“理解亚洲”提供一些线索。

　　■希望“由福岛的设备引发的事故可以让日本人重新联想起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

　　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发生了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仅仅过去两周时间，一篇题为《历史重演》的文章便在《纽约客》上刊载出来，作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他在文章中重申其一贯坚持的主张——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应该“尊重人类的生命”（《纽约客》在线网2011年3月28日）。对于大江而言，人类生命的缩影长时期地体现在“被爆者”，即原子弹受害者的身上。早在大约五十年前发表的《广岛札记》（1965）中，大江就曾有感于广岛幸存者身上体现出来的尊严，并对此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写道：

　　“在这片土地上，最坏的绝望、无可救药的疯狂的种子，在不断地萌芽滋生。但是，我却见到了不屈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没有确切希望的地方，我反而经常听到一些人坚持正气、意志坚强的声音。”（《广岛札记》，翁家慧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原子弹爆炸中的幸存者在《广岛札记》中被赞扬为“未向任何事物屈服的人们”。大江造访广岛是在这座城市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二十年后，在那里，大江相信自己“找到了思考人类正统性的具体线索”。因而，2011年3月大江《历史重演》一文的发表属于意料之中的事。他坚持认为，重建核反应堆是对人类生命的无视，将会成为“对广岛受害者记忆最严重的背叛”，希望“由福岛的设备引发的事故可以让日本人重新联想起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认识到核能带来的危险，由此彻底地终结核能组织机构鼓吹的核能具有威慑效果这些假象”。他断言，死亡正虎视眈眈地觊觎日本人，迫使他们不得不尊重战后人道主义理想。

　　《纽约客》文章的焦点关注的是一种连接，在想象和现实之间，在当代日本人和已经去世的原子弹受害人之间的纽带，这条纽带作为敬重人类生命最重要的发动机或能量。大江呼吁国人“认识核能的危险，彻底地终结核能组织机构鼓吹的核能具有威慑效果这些假象”。

　　针对福岛灾难带来的严重后果，大江自然会提到关于原子弹受害者的记忆。他总结说：“透过由三种人群构成的三棱镜，我们可以窥见日本最近的历史：一群人死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一群人暴露在比基尼环礁的氢弹测试（Bikini tests）当中；另一群人则在核设备的事故当中受害。”换句话说，大江长年累月地思考一个问题：“日本人”同“核”之间的关系“亲”如手足，根据这层关系可以检验日本的历史，从而突出修正“日本人”和“核”之间关系的刻不容缓。

　　■无论是新作《历史重演》还是60年代的《广岛札记》，均没有留以足够的空间来反思日本人在亚洲的罪行

　　将“当代”日本人与“死亡的”日本人连接起来从而去激励前者，让他们为“未来”谋益处，造福于全球社会，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提法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么做又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至少可以说有失公平，尤其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人民以及其他曾受日本虐待的亚洲人民而言，这么做并不公正。

　　无论是撰写于日本东北部灾难发生后不到20天的《历史重演》，还是发表于原子弹轰炸二十年后的《广岛札记》，均没有留以足够的空间来反思日本人在亚洲犯下的罪行。我们发现，在《广岛札记》中出现一个词组——“道德主义者的广岛”，大江声称原子弹受害者是“道德主义者”，这些人理解与深层道德密切相关的具体词汇，例如“勇气、希望、诚实和悲惨的死亡”。因为他们经历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为残酷的岁月”，而且此后一直在痛苦的煎熬中持续忍耐着。

　　声称原子弹轰炸和其后的日子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为残酷的岁月”这样的语句和其中饱含的情绪，在原子弹余波发生的瞬间姑且可以理解，但在二十年之后依然发出这样的慨叹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毕竟，这样的情绪对于由其他众多的罪行带来的人类精神创伤而言是不公平的。这些罪行包括最显著的大屠杀、奴隶制度、种族灭绝，而最为亚洲人所牢记的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人和韩国人的虐待。倘若宣称一种精神创伤比另外一种更为严重，或者表明某个个体的精神创伤是最为严重的话，那么这样的表述方式通常成为一种无效的运用，甚至会转变成为日本自身的殖民和军事遗产。

　　另外，在《广岛札记》第四章“关于人类的威严”的开头，大江谈到中国时，中国不是作为日本的受害者形象出现，反倒是由于中国新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一事被推向话题的浪尖。在这一章开头段落，大江交代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地点位于罗布泊，确切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这个时间恰逢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期（1964年10月10日—24日）。大江评论说，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在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当天，大江家里的电话一直鸣响不停，一干记者试图打听他对中国近期发展状况的看法。只不过，当时的大江的重点仍然集中在广岛上。

　　相形之下，这一边，面对着原子弹受害者不断遭受的痛苦，另一边，核竞赛却我行我素，可以想象大江当时的心情。考虑到大江在写作《广岛札记》时个人所遭受的精神痛楚，他的表达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第一次造访广岛是在1963年的8月，三个月前先天有缺陷的儿子光诞生；将大江带往广岛的，与其说是他本人对这座城市的兴趣，不如说是“如果不把自己的情感推向更广阔的视野里去，就会被孩子的苦恼所压垮。”（《康复的家庭》，郑民钦译，南海出版社）大江很长一段时间都把广岛与自己的儿子联系起来，他在1990年写出以下文字：“今年六月是光的二十七岁生日，我的把以广岛为中心思考社会、世界和人作为自己文学活动支柱之一的工作也已经过了二十七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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