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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百年来最卓越的语言学家

作者:郭 珊 周素琼 何 亮 来源:《南方日报》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12日 点击数: ( 字体: )

  ●宽容
 
  “对所有的人我都谅解”
 
  广州解放前夕,知识分子阶层在“去留”问题上,思想颇为动荡。据《国学通才王力》一书记载,当时同在岭大教书的陈寅恪曾与王力当面商量此事,陈寅恪决定留下来,因为大陆是“父母之邦”,是中国学人之根,这与王力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留下来的学人当中,王力属于“积极进步”的一派。他主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又自学了俄文,到肇庆参加“土改”,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改造思想观。由于政治上“亲共”,他的著作一度在台湾被列为禁书。
 
  可惜,这些并没有让他在此后席卷中国的狂热“浩劫”中,免除灾厄。1959年,吴宏聪随中大参观访问团北上“取经”,听取北大中文系“拔白旗、插红旗”的经验,中文系的重点对象便是王力。与此同时,中大也在批斗陈寅恪和容庚。师徒二人在“令人窒息的大气候下”匆匆一见。“临别的时候,老师将我送出门口,一直看到我走远了,才转身进屋。那个晚上,我彻夜不眠。”
 
  “文革”期间,王力饱经磨难,蹲牛棚,受审查,挨批斗,写检讨,抄家,没收钱财,子女划清界限,劳改,扫厕所……68岁时还得挑煤、搬石头,弯腰90度背上压两块砖,站着被批判2个多小时。然后,他被要求在红卫兵排成的人巷中通过,挥舞的木棍把他的眼镜打掉了,急得他两只手在地上乱摸。
 
  1975年春,王力参与编写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典》时,每周乘公交车往返。有一次从车上被挤了下来,摔了一跤,但毫无怨言,坚持到底。
 
  对于这些,王力始终默默承受。唯独有一次开批斗会的时候,一个红卫兵从他身边经过,用手轻佻地在他的头顶上拍了一掌,这一回他当众掉下了眼泪。
 
  1976年5月,吴宏聪第二次在北大见到了王力。当时高校正在开展“四清运动”,形势波谲云诡,学者教授人人自危。关于自己的经历,王力只说了一句“史无前例”,然后“顾左右而言他”,“低头不语,若有所思。”他最关心的还是陈寅恪、容庚、刘节等老先生在中大的遭遇。听说容庚咬牙死撑着继续做学问,王力庆幸家中图书没有被抄走,挨完批斗还可以偷偷回家工作。
 
  1978年重新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王力的境况有所改观。这位八旬老人诗兴大发,写诗自励,要效法“铁弓七扎老廉颇”,“志壮何妨白发多”。他只争朝夕,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同源字典》等9部专著和上百篇论文。
 
  对于并不如烟的往事,他依旧沉默,只是为老舍、翦伯赞、吴晗、周予同、刘盼遂写下五首哀诗。而对于那些联名批判过自己的学生,他一再淡然表态:“对所有的人我都谅解。”
 
  ●奉献
 
  最后一课,万人蜂拥中山纪念堂
 
  据傅雨贤教授回忆,文革结束后,王力为探亲访友和讲学交流,一共回过4次广州。最后一次是在1984年11月中山大学建校60周年校庆期间。除了为中文系师生作学术报告外,他还应中大之请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一次公开演讲。
 
  那一年,广东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自学考试制度,中大中文系于同年秋天开设了中文刊授中心。消息一传开,全省18万多人报名,第一学年就收到学费700多万。由于第一学期开设的课便是《现代汉语》和《写作》,中大因此特邀王力宣讲开道,老先生欣然应允。
 
  11月18日,初秋的羊城凉风习习。傅雨贤陪着王力来到中山纪念堂时,只见大门东西两侧各排着一公里长的人龙,慢慢移动,鱼贯而入。纪念堂内5千个位子座无虚席,站在走廊、过道或者跳入乐池的学员把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还有数千人聚集在场外四周草地上,工作人员只好临时装上扩音器。王力当天讲的是《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属于专业性较强、一般人“难窥堂奥”的学术演讲,居然吸引到12000多观众。见此情景,他充满喜悦地说:“看来广州的读书热又走到全国前头啦!”
 
  “老师坐在台中央,神采奕奕,完全不像个80多岁的老人。他笑容满面,吐字有板有眼,连最后一排也听得清清楚楚。纪念堂内外的听众们全神贯注地听讲、做笔记,没有座位的人互相用彼此的背当课桌作记录。他的讲课和往常一样,趣味盎然,笑声、掌声不断。”
 
  傅雨贤说,这是王力生前最后一堂公开课,也是他从教50年来学生最多的一堂课。当他回到中大宾馆时,师母问:“今天的课上得怎样?”他自豪作答:“我讲的课哪还有不成功的?”
 
  这堂课也展现了王力“龙虫并雕”的大师风范。身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王力长于以“雕龙缚虎手”持金针度人,用如椽巨笔作小块文章。所谓“雕虫”,既包括早年为生计所迫写散文、做翻译,也包括编撰普及性、入门性读物。至于像为电大学员录制讲课录像,为中小学生答疑析难等“屈尊纡贵”之事,王力同样甘之如饴。
 
  王力在广东期间,不仅着手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专为学习普 通 话 而编 纂 的“ 学 话手册”———《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还特意为外地来粤工作者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广州话浅说》,受到热烈欢迎。如蔡瑛先生所言,“这些逸出常规的破格之举,凸显了其嚼饭哺人的文化担当之责,也成就了另一个意义上的王力。”
 
  1986年5月,王力在京病辞。在遗嘱中,他说:“我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我对我的一生是满意的”。他嘱咐子女:“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要把为人类造福当作最大的乐事,最大的幸福。”
 
  王力幼子王缉宪说:“生活在父辈无法享受的现代物质文明之中,我还是体会到他们相对简朴的生活中那更富意义的层面。他所贡献的才是他真正得到的。在今天的社会里,要做到以‘给予为得到’越来越难了。这也是我越来越敬爱父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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