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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为何一度反对赞美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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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困局：医术再高明，无法帮助更多人
然而，白求恩再次陷入困局之中。
他发现即便自己医术再高明，仍无法为很多人祛除疾病。“富人有富人肺结核，穷人有穷人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他写道。如何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医生个体根本无能为力。
1935年，白求恩在万里之外的东方似乎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那年夏天，刚过完45岁生日的白求恩抵达列宁格勒，参加苏联举办的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的安排下，他参观了当地的医疗设施，并兴奋地带走了许多材料和纪念品。在古老的俄罗斯，他受到了很大鼓舞。
从苏联回来后的白求恩，到处发表文章、演说，鼓吹社会化医疗制，甚至为苏维埃制度辩护。“虽然他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形式不适合于加拿大，因为想要畅所欲言，在苏联不行，”罗德瑞克说，“但是，两个星期后，他加入了共产党，可能只是因为相比其他而言，那是他最后的希望，对他是一个新的宗教。因为人人平等这种共产主义的民主形式，他真的相信。”
白求恩的想法在当时的北美难以被主流社会接受，于是，他决定放弃拥有的一切财富、社会地位，接受“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邀请。
他先赴西班牙建立战地输血队，最后来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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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国到人间
“我们的军队使天国和人间更接近了！”白求恩曾这样评价八路军。在延安，白求恩感受到简单、纯粹而质朴的氛围，这使得与上流社会频频发生冲突的他突然找到了契合自己的精神归宿。
“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他在信中如此概括自己与延安及晋察冀地区军民的关系。而在人生最后的时刻，白求恩更把在中国的近20个月称为“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他在中国找到了他真正需要的东西，他真正想做的事情。”罗德瑞克认为，从“一个复杂而变化无常的人”，一个西方世界的“叛逆者”转变为战斗在西班牙、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是白求恩一生中“最成熟的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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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一个专属名字
1939年11月12日清晨5时，白求恩病逝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与白求恩只有一面之缘的毛泽东题了挽词，写下《纪念白求恩》一文，文章把白求恩定位为“革命道德的模范”。
他的遗体葬在唐县，1949年迁葬到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陵园中仅有的两座雕像是为他和柯棣华大夫立的。他是被中国政府竖立雕像的第一位外国人。
在中国，白求恩成为一个专属名字。在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中，他的英文名字“NormanBethune”成为专有名字，特意翻译成人们熟知的“白求恩”，而其他“Bethune”翻译为“贝修恩”，不译为“白求恩”。
1994年，国家卫生部设立白求恩奖章，是卫生系统最高荣誉，至今仅37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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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一度反对赞美白求恩，因为他是共产党员
1937年，白求恩坦然放下故国的一切，来到中国。而他回到加拿大，却是在去世33年后。
白求恩两次婚姻，没有子女。和他见过面的家人至今均已作古。我们只有在1973年CBC采访白求恩外甥女贝蒂·科内尔的资料中，了解家人眼中的白求恩究竟是怎样的。
“舅舅1935年11月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家感到非常尴尬。他做事方式很不一样，我母亲对他为人类事业作出贡献感到自豪……他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医疗事业……穷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国家提供的药物和治疗。”贝蒂说。
但中西方冷战期间，依然有加拿大人对白求恩抱有兴趣。《凤凰涅槃：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一书的作者罗德瑞克·斯图尔特就是其中一个。
1969年，他在多伦多大学附中教授历史时，学生对加拿大电影局制作的白求恩纪录片很感兴趣，这也引发了他的思考。
在此后40余年间，他多次来到中国。在写《凤凰涅槃：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之前，他和妻子已经出版了4部有关白求恩的著作。但其他加拿大人对这些书并不感冒。“当我上世纪70年代卖书的时候，许多加拿大人反对赞美白求恩，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而同样情况发生在白求恩的战友、传记作家泰德·阿兰和希尼·戈登身上。他们在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得到了中国方面的重视，时任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亲笔作序。该书在全世界卖出几百万册，但在加拿大本国的销量只有1.6万册。
“白求恩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虽然那在加拿大并非主流。”现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更欣赏白求恩对信念的坚持，“他对今天的加拿大产生着很多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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