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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为何一度反对赞美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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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是他生命尽头的眷恋
“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讲明白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1937年，当白求恩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就在信纸上写下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
“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些袒露的心迹，都通过邮差之手传递给了一个人———白求恩的前妻，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而在1937年的那次见面之后，他们此生再没相见。
白求恩永远都会记得1923年秋天。那年他34岁，刚到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那年，老天让他花光了所有运气，遇上了弗朗西丝，一位让他一生的感情都纠缠在她身上的女人。
“那是一听钟情，”白求恩总爱这么说，她身上有“一种不平凡的天真、不平凡的脱俗、加上不平凡的聪明”。在他看来，弗朗西丝说话时柔和悦耳的爱丁堡声调，比酒更醉人。
在考试后两三个月，他们在伦敦闪婚了。但这时候的白求恩身无分文，刚从家里继承遗产的妻子不愿让他的事业受挫，拿出遗产和他到欧洲去，一面度蜜月，一面求学。
但好景不长。两人性格相反，白求恩性格急躁，弗朗西丝内心细腻，因此经常吵架。
1926年，当他们的婚姻即将迎来3周年纪念时，白求恩患上了当时无药可治的肺结核。他把妻子叫到跟前，用不容商量的语气对她说：“我快死了，你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
白求恩甚至以离婚作为自己去疗养院接受治疗的条件。
妻子毫无办法。
在画满壁画的病房里，白求恩收到了离婚判决书。
他们的关系后来因白求恩的病情好转而转好，并在白求恩痊愈后复婚，但因专注于工作的白求恩依然常常忽略妻子的感受，复婚一年后，弗朗西丝提出了离婚。
白求恩的反应富于戏剧性：起先他大发雷霆，把她吓住了；突然又表现得宽宏大量，使她大吃一惊——既然她只有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才能幸福，那么他们应该马上离婚！
其实这时的白求恩心里非常难过。在医院里，同事们注意到他愈来愈容易动气。空闲的时间，他不是狂热地参加社交生活，就是一个人孤独地想心事。
他开始流连各种社交场合，结识许多女朋友。同时，他不断地向弗朗西丝保证他赞成她获得新婚姻。
但是有一天，一位朋友到他房间里去，却看到角落里有个大洋娃娃，白求恩愤懑地说：“这是我婚姻的唯一后嗣。关于它，弗朗西丝和我有一个谅解：它要和我在一起过6个月，然后和弗朗西丝过6个月……”
在旁人面前，白求恩仍坚持以“我的妻子”来称呼弗朗西丝。
对白求恩来说，纵然与再多的女人交往，只有弗朗西丝是他心灵的落脚点。当他做手术失败时，他需要马上来到弗朗西丝面前，向她倾诉内心的脆弱与自责。
1936年的冬天将至时，白求恩决心离开这个满载回忆的地方。他写好辞职信，并立下遗嘱：儿童美术学校在能够靠公众捐款维持之前，可以从他的银行存款里取钱用。弗朗西丝有权处理他的一切财务。万一他去世了，他的全部财物都归她所有。
3个星期后，他动身前往战火纷飞的西班牙。
3年之后，白求恩在中国华北的一个小村庄里写下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在那封给聂荣臻的信中，他把自己随身的物品都分送给了加拿大和中国的同志。而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遗嘱里提出了唯一一个私人请求：“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款子。”
“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那位已经没有婚姻关系的妻子是他生命尽头的眷恋，“请帮我向她说明，我对不起她！但同时告诉她，我曾经快乐过。”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B05版 作者：朱绍杰 原题为：一个你所未知的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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