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的道德权威

二

 

那个使房寰惹火烧身、焦头烂额的都御史是谁？他就是名动天下的海瑞海大人。

 

提起海瑞，不少论者都认为海瑞不得官心，在当时的官场上孤立无援，但我们从房寰事件中可以发现，海瑞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虽无严嵩、张居正的炙热权势，却有强大的道德动员力，凛然而不可侵犯。纵然诸多同僚不喜欢他，纵然是首辅亲信的房寰连疏攻击也扳他不倒，反而被海瑞及他的追随者扳倒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海瑞也是一名“隐权力者”。

 

要解释海瑞的隐权力，需要先理解海瑞是谁。

 

有人说海瑞是“直吏”，不错。嘉靖四十五年，时任户部主事（相当于民政部的处长）的海瑞抱着必死之心，上疏骂皇帝，一句“盖天下不直陛下久矣”，石破天惊。古来今往，恐怕再也找不出比他更憨直的臣子了。也有人说海瑞是“忠臣”，当然。海瑞骂皇帝，被打入大牢，狱中闻嘉靖驾崩，伤心欲绝，“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其忠心可昭日月。至于说海瑞是“清官”，那更是千真万确了，海瑞为官多年，却穷得叮当响，死时只留下十多两俸银，丧事还是同僚凑钱置办的。

 

但“直吏”、“忠臣”、“清官”的人格标签，如果孤立地看，尚不足以深刻地解释海瑞的隐权力来源。我们必须将海瑞的道德形象放入其与彼时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中，方能理解为什么海瑞能凛然不容侵犯。

 

海瑞效忠的大明朝，是一个过度强调道德意识形态的朝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通过严厉打击豪族、限制商业、禁止农人离乡以及事无巨细的道德教化，将社会改造得前所未有地扁平化；在国家上层建筑方面，则以严酷的刑罚、苦口婆心的训诫、高蹈的道德标准和低水平的薪俸制要求帝国官员保持着安贫乐道的道德生活。尽管到了海瑞所生活的晚明，社会已经急剧分化，纷争百出，官场普遍腐败，贪官横行，但晚明的官僚集团对于道德问题仍然有着神经过敏的“跳膝反应”—一触即跳，从嘉靖朝的“大议礼”之争，到万历朝的抗议张居正“夺情”风波，为着一个抽象的道德目标，朝臣不惜罢官丢脑袋，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颜上书。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海瑞海忠介应运而生并且脱颖而出。

 

如果要给海瑞贴上一个符号标签，我想说，海瑞就是大明朝的切•格瓦拉，是正统道德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者，是“太祖思想”的狂热信徒。他视朱元璋提倡的各项原则为金科玉律，巡抚应天十府时，“素疾大户兼并”，凡是“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宦绅之家不得不把朱门改漆成黑色，以免引人注目；晚年复出时，又上条陈建议恢复太祖旧制，凡贪赃八十贯以上（折合成人民币约三四万元）的官员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令满朝文武瞠目结舌。海瑞本人也严格遵循太祖教训，过着不近人情的苦行僧生活，在衙门里开了块空地自己种菜吃，连给老母亲做寿也只能割两斤肉，其五岁女儿由于接受男仆赠食，竟被他逼得绝食而死，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海瑞对道德教条的死忠，虽然受部分同僚暗中讥笑，但却深深感召了一批像顾允成这样的有道德理想的士子。特别是嘉靖四十五年的冒死一疏，更使他“直声震天下”。纵不能说海瑞是精于计算之人，但那一次，他稳赚不赔，假如皇帝杀了他，他必然求仁得仁，名垂青史；如果皇帝不杀他，他的道德声名则将换来雄厚的政治资本。果然，嘉靖来不及决定如何处置这位既可恨又可敬的直臣就龙驭上宾了。隆庆皇帝即位后，海瑞立即官复原职，且步步高升，官至左右通政（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隆庆三年奉旨巡抚应天十府，从中央空降地方充当临时一把手。海瑞只是举人出身，却获此重任，堪称大明第一人。

 

在后太祖时代，高悬于帝国顶上的道德原则已被官僚集团悄然唾弃，然而，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嗤之以鼻，还必须装出奉为圭臬的样子。这个时候海瑞横空出世，立即占据了大明道德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海瑞的权力与隐权力即来源于此—皇帝需要以重用海瑞的行动来表明帝国对于道德意识形态的守护态度，即使朝臣们认为海瑞的道德高标已不合时宜，但道德旗帜做成的遮羞布却是不能公然撕破的。打个刻薄一点的比方，大明朝虽说已经沦落成了糜烂的妓院，可是娼妇、嫖客还可以偷偷摸摸地做，大门口的贞节牌坊照样高高耸立，并且装饰得光彩夺目。穿着破旧官袍的海瑞，就是大明朝最富丽堂皇的“贞节牌坊”。

 

在海瑞被房寰连疏攻击、朝廷清流奋起反击、双方吵得不亦乐乎之时，万历皇帝下了一道批示：“海瑞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我认为皇帝是在委婉地告诉“倒瑞派”：别闹了，大明需要海瑞这个“贞节牌坊”。

 

不要小瞧了“贞节牌坊”的力量。后世论者常常只注意皇帝的前半句评语：“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认为海瑞被当成了无用的权力装饰品，而忽视后半句中“镇雅俗、励颓风”的深意。所谓“镇雅俗、励颓风”，其实可以理解为帝国对海瑞道德权力的承认与许可；而海瑞与道德意识形态的共振，更使他获得了强大的隐权力。海瑞绝不是大可等闲视之的官场花瓶，尽管多数时候他被安排在花瓶性质的官职上，但是“花瓶”到了海瑞手里，也是可以狠狠砸人的。

 

事实上，如何应付海瑞的道德压力与权力锋芒，是一大批与海瑞共事的同僚们深为头大的事情。且不说海瑞实权在握（比如巡抚应天）时，“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纷纷辞职避其锋芒；即使在海瑞被放置到留都任闲职，他的存在也让南京官员有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却又“服其名，不敢抗”。如果像房寰那样“首撄其锋”，上疏告黑状，显然将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难免以自取其辱收场。摆在众僚面前的事实是：与道德意识形态的血脉联系赋予了海瑞神奇的“护官符”。虽然继骂皇帝入狱之后，海瑞还有过一次丢官记录—隆庆四年，与海瑞有嫌隙的吏部尚书高拱安排他到南京户部就职，海瑞看不上这个闲曹，愤而托病归乡，临走前还上了一疏，将满朝大臣骂了个遍：“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但严格来说，那一次不算被罢官，而是自己辞职不干。

 

所以，当万历十五年，75岁的海瑞在南京右都御史任上逝世时，他的同僚属吏们一定大大松了一口气，那个让他们浑身不自在的古怪模范，这回终于去向太祖皇帝报到了。

 

不过，明朝人也一定想不到，在“贞节牌坊”政治发展至极致的后世，即使是死了380年的海瑞，还是可以被打造成可怕的意识形态利器，用于置他人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