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权力为杨乃武平反

 

一

 

嘉庆二十二年，福建龙溪县令朱履中向闽浙总督汪志伊、福建巡抚王绍兰举报布政使李赓芸贪赃索贿。恰巧汪志伊与李赓芸素有嫌隙，意欲借此好好修理他一下，便上奏将李赓芸解职质讯，命福州知府涂以辀主审。涂一心想要讨好总督，辞色俱厉逼令李认罪，李不堪受辱，竟在狱中自尽。事情闹大了，朝廷派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来福建调查。很快查明：李赓芸是操守清廉、百姓拥戴的良吏，冤案系朱履中栽赃诬告、汪志伊固执苛求、涂以辀勒供凌逼所造成。于是，李赓芸获平反；汪志伊被削职，永不叙用；涂以辀、朱履中充军黑龙江；巡抚王绍兰也因附和该案而遭革职。

 

此案还有段尾声，比较耐人寻味—侍郎熙昌等向嘉庆皇帝奏请旌表李赓芸，但皇帝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李赓芸身为朝廷命官，而“大员缘事逮问，当静俟国法；若此心皦然、横遭冤枉，亦应据实控告，朝廷必为昭雪；乃效匹夫沟渎之谅，殊为褊急，不应特予旌扬。”意思是说，以死自证清白，那是山野匹夫的行为，李赓芸效法这种“沟渎之谅”，岂不是置公信于不顾、陷朝廷于不义？哪能旌表？

 

但假如李赓芸不自杀，这桩冤案能不能获得平反呢？进而言之，当一桩冤案发生之后，通过正式渠道“据实控告”，朝廷真的可以“必为昭雪”吗？李赓芸案牵涉到副省级干部，自然受朝廷重视，那假如是老百姓含冤受屈呢？

 

当然，按照清代司法体制，帝国对于地方官员滥用权力、冤屈良民的可能性，是层层设防的。县官的完全裁决权只限于“自理词讼”，即一般民事纠纷；对重大刑事案，知县只有初审权，而无权定案。初审完结后，知县必须将案犯与卷宗移交上一级衙门，由知府二审，这一程序叫“审转”。二审之后，又要呈报按察司，再由督抚汇案咨结。杀头等大罪还必须经督抚重审，再上报中央刑部核准，并由皇帝最后定谳。从理论上说，如果案子有“情罪不符、引律错误”之处，每一级复核的衙门都可以驳回复审，或提审案犯，以防止出现冤案。

 

另一方面，如果被问罪者认为官府审判不公，其亲属或家人也可以到上级衙门申诉。如果府、道、司、院等地方衙门均无法申冤，法律还允许他们进京上访，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和都察院投递诉状，彼时称为“部控”。如果“部控”也不得昭雪，还有最后一个申诉渠道：“叩阍”，即拦圣驾告御状。不过，一介草民碰上皇帝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清稗类钞》这样记述：“叩阍极难，其人须伏于沟，身至垢秽，俟驾过时，乃手擎状，扬其声曰‘冤枉’。如卫士闻之，即时捉得，将状呈上，其人拿交刑部，解回原省。”以至于京城有一些“丐流”之辈，干脆以代人叩阍为业，他们了解圣驾动向，且收费也并不高，算是弥补了正式制度之不足。

 

帝国既有严密的审转制度，又有击鼓鸣冤与部控、叩阍等正式申冤渠道，那么，按道理来说，大清子民总不至于告状无门、冤不得雪了吧，也难怪嘉庆皇帝会将话说得那么满。然而，事实是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