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最后,不妨来比较一下海瑞与张居正在同一时代下的不同命运,这样我们可以获得另一个观察权力、道德与“贞节牌坊”政治之间的暧昧关系视角。
海瑞从隆庆四年辞官归田,到万历十二年起复,整整在家赋闲了16年。这16年,掐头去尾,正是张居正当国柄政时期。
张居正与海瑞都是有匡国济世大情怀之人,两人也有私交,某些政见还所见略同。但是,张居正不喜海瑞这个道德楷模,他曾在一封私函中委婉地批评海瑞:“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在他看来,书呆子的道德狂热,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尽管“中外交荐”海瑞,但张氏始终不起用他。直至张居正去世,张系势力被清算,海瑞才有机会应召复出。
与海瑞的不通人情和道德高蹈不同,内阁首辅张居正老于世故,工于权谋,并深信权杖的力量:那是比道德教条更能成就梦想、造福社稷的武器。发生在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可以显示出道德与权力在张居正心目中的不同权重,那一年张居正丧父,按礼制他应回籍丁忧,但张居正不想放弃权柄,于是奉旨“夺情”。而那些抗议他贪恋权位、不孝失德的同僚们都受到皇帝严惩—大家都知道,惩戒的命令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实际上却来自张居正的暗中授意。
然而,在明朝的权力体制下,热衷于权力的张居正其实处于很尴尬的位置。他是隆庆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万历言听计从的帝王师,可谓位极人臣,可是在名分上,内阁首辅到底只是皇帝的首席顾问,并无领袖百官、颁布政令的合法权力。所以,张居正尽管权倾朝野,但他的权势只能建立在没有合法性的隐权力之上。比如,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交,里应外合操持“票拟—批红”的程序;以私函授意亲信上奏言某事,自己再借票拟之权批准这项建议;在函件上对官员的升迁作出暗示,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效忠。这相当于是在正式的行政机构之外,私自设立一套合法性可疑的隐权力系统。
在蒙着道德遮羞布的晚明官场,如果说海瑞的道德压力让厌恶他的人不得不“服其名而不敢抗”,那张居正赤裸裸拥抱权力的行径,则难免受到自诩高风亮节之人的鄙夷,也给了政治对手攻击他的道德口实。他固然可以透过隐权力系统,“上窃朝廷之权,下侵六曹之职”,但这种缺乏道义支持的隐权力恰恰构成了他的“原罪”,隐权力越大,原罪越深。他固然也可以运用权术、假借皇帝的旨意将非议他的反对派重重治罪,使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但埋下来的定时炸弹必定会在某一天对准他的道德死穴爆发。
果然,万历十年,张居正撒手西去,尸骨未寒,就受到朝廷清流的道德清算,一直活在张居正阴影下的万历皇帝也借此出了一口恶气:下旨籍没张氏家产,张居正的两个儿子也被逼死。
看看这位明代最伟大的改革家的性格命运,忍不住嘘唏:他藐视“沽名卖直”的道德表演,但给自己的道德约束并不严格,结果坐实了言官对他“贪滥僭奢”的控诉;他过度倚重权柄之力,既以铁腕清除帝国积弊,又以权谋压制官场异己,最终给自己套上了“招权树党”的罪名。难怪海瑞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相比之下,作为道德原教旨主义者的海瑞,则大致是“工于谋身,拙于谋国”的。他生前名动天下,被誉为“当代伟人”;死后也是哀荣备至,赠太子太保,谥忠介,青史留名,万世景仰,不似张居正毁誉参半。
但历史的吊诡是,被奉为帝国耀眼的道德标签的海瑞,并未能改变帝国向下堕落的趋势,官场依旧腐败,贪官照样横行,50年后,大明灭亡。而这个糜烂的王朝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50年,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有赖于张居正当国十年的财税改革以及新政积累下来的财政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