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有多少人死于纳粹集中营

 

 

奥斯维辛主营的7号楼名义上是囚犯医院，实际上却是一个经常性地从囚犯中甄别挑选“特别处理”对象的转运站。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囚室，那里设有令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刑注射室。凡是到7号楼就诊的病人，一入院就被分成两大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重新从事劳动者，编入一组，医生给他们进行真正的治疗。凡是医生认为需要经过长时间治疗方可痊愈者或难以治愈者，编入另一组，送到20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治疗”。不过，医生的这种分类相当不科学，因为医生只要求病人脱光衣服，然后在他们身上扫上几眼，根本不进行任何诊断，连体温也不量。采用注射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特别处理”，逐个被带进死刑注射室，由党卫军的医生们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注射用的药剂是30%的苯酚溶液，剂量为致死的10—12厘克。他们改进了杀人技术，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入受害者的心脏部位进行苯酚注射。从此，接受注射者进入注射室后，就被按在类似牙科手术椅的注射专用椅上，由两名囚犯护士把他的双手分别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力固定住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将长针用力刺进受害者的心脏，再把针剂推进去。受害者马上就失去知觉，不到一分钟就断气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集中营医官、党卫军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他曾在4天内，用长针注射的手法杀死了300多个病人。平日给病人进行长针注射的主要是两名党卫军医士、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塞夫·克莱尔和赫伯特·舍尔拜，辅以三四名德国、波兰的囚犯医生。酷好长针注射的党卫军医士克莱尔，常常认为医生们挑选出来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因而，他在处死所有的由医生们认定应处死的病人之后，还经常到医院去，亲自从候诊的病人群中再次挑选注射对象，即使那些仅仅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可能被他挑中。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波尔，仅仅因为腹部存在一条切除盲肠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莱尔送去进行死亡注射。他自己亲口供认的数字即达1 200多人。这种残酷的治疗，使病人把医院视为畏途，他们有时宁可病死，也不愿登医院的大门。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天上午，当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到医院和各个囚室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时20多人，多时120多人，而且不容拖延，当天必须到20号楼或13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遵照医生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就要往注射室输送苯酚，每次5—6磅，而对每个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过几十毫升。

 

　　据被迫在比克瑙分营医院担任门格尔医生助手的匈牙利囚犯医生尼斯利揭发，奥斯维辛的刽子手们还有一种经常性的杀人方法：每天晚上挑出70名失去劳动能力的女囚，命令她们逐个脱衣走进诊室进行“体格检查”。她们刚一走进房间，刽子手就用大口径手枪向她们的后脑射击，一枪即可毕命。被这种方法杀害的妇女足有数万人。

 

　　对于企图逃跑的囚犯和犯有大过的囚犯，则有经常性的枪决和绞刑在等待着他们。

 

　　对于犯了重罪的囚犯，不分男女，则使用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1943年，一个在比克瑙焚尸场工作的捷克籍囚犯泽林斯基，因为向一个进脱衣室的朋友之妻吐露了毒气室的真相，结果非但未能解救这位女士，自己也被五花大绑地抛入焚尸炉。1944年，一位试图逃跑又被抓回的波兰女囚，在自杀未遂后，仍被丢入炉火中化为灰烬。

 

　　总计被纳粹用毒气以外手段杀害的各国居民在60万人以上。奥斯维辛已成为160万—200万欧洲各国人民的坟墓。1945年1月27日，当苏军解放奥斯维辛主营和两个分营时，总共只有7 600名囚犯还活着（其中比克瑙分营5 000人，内3 000多人是女囚），而且其中不少人已经奄奄一息。这无疑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

 

　　三、入营劳动——缓期执行的死刑

 

　　当然，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同于特列布林卡那种绝对意义的灭绝营，它在大量灭绝犹太人的同时，又暂时留下为数不少的犹太人服苦役，当牛做马，允许他们筋疲力尽后自然地死去。每当新来到一批囚犯，党卫军的医生就会赶到火车站台上，对他们进行挑选：适合从事繁重劳动的青壮年男女被挑出来排成一队，走向劳役营，经过剃发和消毒、刺上囚犯号码后，发给囚衣入营劳动。而老人、15岁以下的儿童、孕妇、病人、残疾者则排成另一队，走向毒气室内被消灭。被选中准予入营参加劳动者，一般均低于被送往毒气室处死的人数，前者往往只占抵达者总数的1/4到1/3，有时甚至只有1/10左右。纳粹医生对女性劳动能力的要求往往高于男性，有时即使是年富力强的少妇，只要拖儿带女，也会被认为不适合劳动，而被医生赶进走向死亡的队列。即使被纳粹医生送进劳役营，也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医生们一般每月一次到劳役营内进行抽查，发现了因超负荷劳动而体质明显下降者，就随时把这些人带走，补充到下一批走向毒气室的人群中。

 

　　被纳粹医生准许入营充当奴隶者，过的完全是一种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无怪乎集中营的传令官、党卫军上尉弗利奇（不久以后晋升为主营副司令官）在向新进入劳动营的囚犯们致“欢迎词”时，毫不掩饰地向他们交底：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你们想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焚尸场的大烟囱中飞上天”。由于女囚的生活、劳动条件往往比男子更差，故此女囚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1943年1月27日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国女政治犯克勒德·瓦扬—古久里，两年半以后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作的证词，足以勾勒出女囚在该营中的悲惨遭遇：“我是与230名法国妇女同车被押往该地的……230个人当中，只有49人在战后重返法国。一位67岁的老太太，入营4天就因不堪折磨而死去。一位女歌唱家，因为安装了一条假腿，在进行挑选时，立刻被纳粹医生驱赶进毒气室。还有一名年仅16岁的女学生，也很快被摧残致死……到了比克瑙分营，我们被带去进行消毒。我们都被剃光头发，在前臂上刺上囚犯编号；随后又去洗浴，先洗蒸汽浴，再洗冷水澡。当着男女党卫军的面，我们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给我们分发了肮脏的破旧衣服，一条粗毛纺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质料的上衣。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被带进居住的囚舍。屋里没有床，地上只有一块两米见方的铺板，没有草垫，更没有被褥。我们在这样的囚室里熬了好几个月，整夜都难以入睡，9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动弹一下就会打扰别人。凌晨三点半，女看守的号叫声就把我们吵醒了。我们从棍棒的殴打下从铺板上爬起来，被驱赶着去参加集合与点名，连濒临死亡的人都要被拖出去。我们被分成五人一行站队，一直站到东方破晓，在严寒的冬夜中要站到七八点种。如果碰上雾天，有时要站到正午，等待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女看守来点名。她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人手持棍棒，随意打人凌辱人。一个名叫热尔梅娜·勒诺的法国女教师，在集合时，竟被女看守打得头破血流。点名之后，才编成大队去上工。我们在比克瑙的劳动主要是清理被拆毁的房舍、筑路，最艰苦、最折磨人的活儿是排干沼泽。这项工作也最具危险性，整天要赤脚站在水里，随时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政治部的盖世太保和男女看守时时刻刻都在监督着我们，随便用棍棒打人，指使狗咬人，很多女囚犯活活被咬死。而那个纵狗咬人的女看守陶贝尔却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狞笑着。”

 

　　“妇女落到比克瑙这种地方，致死的原因实在太多了，但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最起码的卫生条件。我们12 000名女囚仅有一个供水龙头，水还不能饮用，而且时有时无。这个水龙头偏偏又安装在德国女囚的盥洗室里，要通过一道岗哨才能达到。站岗的都是些罪犯出身的德国女看守，她们寻找一切借口拼命毒打我们。因此，对女人来说不可缺少的洗澡和洗衣，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3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未能穿上一件干净衣服。碰上有积雪，我们就化雪水洗涤；春天来了，我们就在上工路上找个水坑，连洗带喝，洗衬衫又洗裤子，最后还要洗手洗脸。我们渴得要命，由于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次1/8升的草汤水喝，有的难友活活被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