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的历史教科书与遮蔽的历史真相

遮蔽在历史之中的真相

 

　　说谎总有各种理由，有些原因是技术上的，有些则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有些或许要归因于历史本身。在《老师的谎言》一书中，詹姆斯洛温更多地提到了前两者。当那些挂着大牌历史学家名字的历史教科书都充满着谎言的时候，读者自然会怀疑，严肃的历史学家们怎么了？事实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也会出现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历史教科书与历史学家们的工作似乎相距甚远。严肃的历史学家对于编撰历史教科书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们似乎把力气都花费在历史真相本身的探讨上去了。

 

　　所以，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教科书出版商的意图、社会公众的舆论、教师的教学过程、各州教科委的意旨以及采纳教科书的过程、教科书编写人员的水平等等诸如此类，都影响到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以及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接受。是谁决定了历史教科书的书写与讲授？无论如何，教科书中出现的每一种谎言，都不会是严肃的历史学家和普通百姓开的玩笑。谁敢拿别人的智商开玩笑？所有这些谎言——撰写者和讲授者所讲的谎言——无不渗透着一种“话语霸权”。言论自由在美国并不是处处都行得通的，即便偶尔有些教师会说出一定的真相，但却可能因此而被解雇；于是，依据教科书讲课，老师和学生都会比较省心省力，自然也不会触到一些禁忌。

 

　　这个“话语霸权”的背后是强大的社会，或者说是美国的政治社会。它决定了历史教科书写什么，决定了历史老师该教什么，不该教什么。在美国，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数学教科书和数学学科的关系，虽然都会有错误，但错误性质却是截然不同的。

 

　　洛温指出，只有针对历史与社会课，只有在历史课堂上，“准确性才如此关乎政治。”（《老师的谎言》，2009 年，361 页）历史课的准确性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历史“切片”。

 

　　作为一位社会学家，詹姆斯洛温在《老师的谎言》中列举了 18 种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并提到了这样书写、讲授历史给美国公民教育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样的批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老师的谎言》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借鉴意义。如果我们仅仅就历史教科书的错误而论，以技术和意识形态作为理由，似乎就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但是，到此问题还没有结束。读者可能还想沿着历史教科书中的“谎言”再深入一点思考。《老师的谎言》作为美国的历史通俗读物，给读者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此，我们不得不多思考一点，历史究竟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毫无新鲜感的问题了，因为它总是关乎人——研究历史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洛温在大量采用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之后，却很少提及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虽然洛温以极其尊敬的口吻提到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们的成就，不过，在这里，他还是将书写历史的权利交给了每个有理性、有判断力的人，交给了每位公民。“公民就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他们愿意去识别谎言与曲解，能够运用材料判定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人将成为民主的力量。”（《老师的谎言》，2009 年，400 页）洛温在这里所指的“公民”似乎并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而是“能够运用材料判定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人。这样的人，若不是职业历史研究者，那也算是业余爱好者了。一句话，是那些尝试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群。

 

　　洛温对民主的展望自然是能鼓舞人们的探索的。不过，民主与历史一直以来的关系却不那么鼓舞人心。历史学家们却并不这样认为。《历史的真相》的作者们认为：“民主和历史从来都在紧张状态下并存。一个国家会利用历史来建立国家认同感，吸收能促进团结的故事，却不欢迎无限制的学术探索，因为后者会践踏极受国家珍爱的假象。”（《历史的真相》，1999年，271 页）如此看来，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谎言似乎在这样的解释下都可以理解了——因为教科书编造的谎言无不迎合这个国家所要树立的各种幻像。

 

　　美国似乎是一片适于“造梦”的国土，如“梦工厂”一样。美丽的幻象总是不忍心被戳破，而且，常常是由严肃的历史学家们制造出来的。就像美利坚合众国的民族认同感一样，它很大程度上是在历史书写中形成的。“撰写美国历史的过程中，自由搜寻历史资料的人撞上了爱国自尊的严格把关者。后者要求，一定要把开国元勋描写成负有使命感的人，满怀启蒙的理想与无畏的精神，如此才足以表现美国是可贵政治理想的实践。”（《历史的真相》，1999年，90 至 91 页）与此无关、或者有损于开国元勋的英雄形象的历史素材都将被舍弃。严肃的历史学家们非常努力地担任“公正的旁观者”，以书写他的历史，但更多时候他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一个最著名的美国历史书写的例子是，特纳的边疆理论。就像洛温特地用一章的标题注明，“进步是我们的重要产品”，“历史是在说进步的故事”，因而，在“进步”、“文明化”、“进化论”等各种理由下，“始祖移民”的故事有了新的说法。特纳“对印第安人不恨不骂，只暗示了一个他们遁迹的原因，便免除了移民扫除印第安人的诸多暴行的道德责任”，而印第安人现在的存在便成为美利坚民族团结的绝好证明。（《历史的真相》，1999 年，101 页）

 

　　我们不得不去追问“民主的力量”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关系，不得不重新思考严肃的或业余的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要知道，写进历史教科书的谎言并非一朝一夕就形成了，也并非编写教科书中的技术问题这一个原因，而是涉及思想史上更复杂的因素。历史本身复杂多变，而裹挟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体历史学家，要清醒地认识自身书写的时代语境、要辨清以往历史的细节枝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历史的真相，在不断地探索中会逐渐浮出水面。最可怕的是，当历史学家们都众口一词、认同一种书写方式的时候，美国人渴望的“民主”似乎就渐行渐远了。詹姆斯洛温的这样一部“反教科书”会不会也成为美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时“民主”的点缀。设想，当历史老师告诉学生，还有洛温这样一种批评意见时，学生的反应又会怎样呢？他们是在继续接受历史教科书中的同时，把这种批评当作一种说法、一种猎奇，还是谨慎地去求证历史的真谛？这一点，是我们无法预料的。

 

　　《老师的谎言》并不仅仅是“老师的谎言”，它的确关于严肃的历史学家的事情。一场严肃的历史学家之争，有助于民众对历史真相的了解。这方面，德国历史学家或许还算做得不错，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责的争论的确普及到了大众层面——尽管这里说的大众层面只限于能识字的大众，因为那场争论的诸多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这样的普通读物上。卷入这场辩论漩涡的均是德国的大牌学者，比如社会学家（如哈贝马斯）、新闻记者（如弗斯特）、历史学家（如诺尔特）。尤尔根柯卡也提到，“公众的讨论和对史学痴迷的动机不是想进行启蒙、批判未经核实的猜想，献身于解放事业，而是为了寻求建立民族认同的支持，寻求能赋予历史更多意义（建构历史身份）的因素。”（Forever in the Shadow of Hitler？ Original Documents of the Historikerstreit，Th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the Singularity of the Holocaust，1993，p.85）20 世纪 80 年代这样的时刻对于德国是具有特殊性的。这与美国建国的历史书写不太一样。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感失去支柱的时候，历史学家们的重要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对于大众的影响力对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民众对自己的历史也有着强烈的知情欲望，他们有权知道自己的过去，才能对自己的未来作更充分的判断。

 

　　历史教科书，作为对一个民族自我历史的认识，可能总有些谎言存在，比如我们常常提及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当然，日本可能也同样会指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毋庸置疑，对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问题是一面铮亮的镜子。虽然，我们也已经开始努力纠正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不过，这努力的步伐似乎应该更坚定些。套用詹姆斯洛温在《老师的谎言》中的结语：读罢掩卷，你也同样如此。祝你我一路顺风！

 

　　【美】詹姆斯洛温著：《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马万利译，刘北成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年 12 月，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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