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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救与杀戮：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血色记忆
正在天津的梁启超于9月3日发出通电：“救灾恤邻，责无旁贷，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
上海《晨报》在9月3日发表题为《日本大震灾》的社论：“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并切实调查灾况，如有缺乏粮食衣服之事，尽量输赠，万一灾后发生时疫，亦当派遣十字队前往医护。款项愈多，人员愈众，时期愈速，则救之范围愈广，效果亦愈大。”
同日，《民国日报》社论标题为《吊日本地震惨灾》，《申报》社论标题为《悲日本地震大火灾》。中国新闻界几乎一致呼吁民众，为日本地震灾区尽己所能献出爱心。
9月5日，《民国日报》呼吁《中国人急宜救济日灾》，“此次日本巨灾，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复日中亲善，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在中国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谓无利。”“好义之声，一呼百应”，希望日本人能“谅解中国人民的好感”。到了9月23日，这家报纸更是“希望日本在这次震灾中，领略人类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国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
上海各界发给日本的慰问信、慰问电，充满了关切之情：
上海总商会致信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日本）举国之不幸，亦即世界人类之不幸，敝国人民，谊切同洲，尤为惊悼”；宁波旅沪学会致电日本政府：“贵国巨灾，不胜怆悼，恤邻之责，惟力是视”；华商纱厂联合会致电日本大阪纺织联合会和驻沪总领事馆：“代表全体会员专电慰问，并表悼惜之忱”；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致电日本驻沪总领馆：“中日同文同种，唇齿相依，数千年来，守望相助……彼邻友邦，休戚与共……尚希贵国被灾同人各抑伤感，徐图复业，否极泰来，幸勿悲观，专肃电慰，无任悼惜。”……
抵制日货
此时令中国人柔肠寸断的日本，不久前还在令中国人咬牙切齿。
这一年，日本本应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旅大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就继承了这个租约。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世凯坚决而巧妙的拒绝和拖延。为争取早日执政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却主动表示接受，遭到日本人拒绝。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民国四年签订），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从袁世凯开始，中国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在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也对此进行了力争，坚决否定“民四条约”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将届满之前，中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议案，重申“民四条约”无效，得到无数民间团体支持，要求中央政府尽快对日交涉，收回旅大。
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民四条约”，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绝。全国一片哗然。3月17日，在国共两党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
3月24日，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由各路商界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工会等21个团体组成，通电全国，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既云经济绝交，则不仅禁止购用日货而已，实含有与日人断绝一切社交之意味。既云断绝一切社交，则凡日人在华所营之事业，吾人皆应与彼脱离关系。如不受日本公司雇聘，不登广告于日本新闻，不载货于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险，不向日本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纸币，不往日本医院治病均是也。”（上海《总商会月报》）。
对日经济绝交立即席卷全国，上海、北京、济南、合肥、武汉、长沙、厦门等地相继推行，日本对华出口额大幅萎缩，“天津一埠损失约1200万元，上海约4000万元，通计各埠损失，已达1亿元。再就日本本年六月份全国贸易观之，输入计超过输出9600万元”。（中国旅日学生“旅大收回后援会”报告）
但是，日本政府并未妥协，他们一面宣称这是“排日仇日”行为，要求中国政府严加取缔，另一方面则以牙还牙，在宜昌和长沙先后开枪射杀中国民众，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其中，6月1日发生的“长沙惨案”引发了全国的普遍愤怒。当时，日本货轮武陵丸抵达长沙大金码头，“中国外交后援会”调查员例行前往检查，遭到日本水兵殴打，激怒了当地民众，千余人会集码头，包围肇事的日本人。停泊在湘江中的一艘日本军舰，立即派出全副武装的水兵上岸，并开枪打死2人、重伤9人。当日下午，长沙２万多人大集会，要求撤换日本驻长沙领事、惩办日本军官、惩办杀人凶手、撤退日本一切驻湖南军队、收回日本在湖南占用的一切码头、日本驻长沙领事公开向人民道歉、抚恤死者、赔偿伤者保险费及医药费等８项条件。会后，集会者们抬尸大游行，向湖南省长赵恒惕请愿。两国外交机构为此开始了频繁的交涉。
中国人的强硬态度，激起了日本人更为强硬的反弹。驻华的日侨商会联合会于7月份在上海集会，发表《宣言》，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和人民“蹂躏通商条约、藐视国际信义，侮辱与迫害在华日本商民，破坏中日国交的根本，扰乱东亚和平”，并警告中国官民“速自觉而图国内之统一安定，以终息排日运动”，希望日本政府“对此排日运动之不法行为，采强硬之处置”。（参阅雪珥作品《抵制日货的近代史》）双方关系日渐紧张。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后，“经济绝交”的组织者们，试图将抵制日货与赈济日灾分别对待。上海总商会表示：“恤邻与自卫，并行不悖。”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提出：“抵货为国民自卫之策，与赈济日人急难，划然两途，盖赈济系暂时，而抵货主张，非达到最初目的，决不能稍有变更”，“救灾系尽人类互助的义务，抵货系尽国民自卫的责任，主张相容而仍不相混……吾人因不愿利用日人不幸之机会，而加以重创，亦不愿日人一时之不幸，而自贻祸患，九仞之功，在此一篑，爱国同胞，其速努力。”上海中华书局进德会提出：“此次日本震灾，为近世大劫，吾人本人类互助及救灾恤邻之谊，理当援助，颇闻同人中有以国耻为恨者，须知不忘国耻，是一事，人道主义又是一事，不妨并行，且此次可为吾人仁义之试验，进德之途径”。
这种试图将所谓的日本“人民”与“政客”们分开对待的以德报怨态度，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日本学者仁木富美子专门研究关东大地震中国人被虐杀事件，她指出：“在我们国土内发生过屠杀中国人的事实，那是不仅军警，就连一般百姓也参与对邻国人进行无故屠杀的残暴行为。”其实，只要中国人不做把脑袋扎在沙堆中的鸵鸟，就会发现，日本反华的民意土壤是极为富饶的，绝非什么“一小撮”。正如日本谍报人员在甲午战争中就透彻指出的，人民乃是国家的分子，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府、成就什么样的国家。中日双方都存在着对历史的严重误读，日本的误读往往是为了“欺人”，而中国人的误读往往是为了“自欺”。（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在实际操作中，“恤邻与自卫”不可能“并行不悖”，随着全民动员救援日灾，“经济绝交”实际上无疾而终。
爱心荡漾
政府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分崩离析的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当天，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了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于9月8日乘日轮皇后丸启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刘墉（刘石庵，即“宰相刘罗锅”）、吴昌硕、李梅庵、钱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孩子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论切当，路人颇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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