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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救与杀戮：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血色记忆
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
在段祺瑞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
有学者统计了上海《申报》（9月12日至1月29日）、天津《大公报》（9月11日至12月25日）的鸣谢公告，及天津《大公报》（9月15日至12月30日）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
沉浸在赈灾援日热情里的温州人，当然不会想到，在并不遥远的日本，还有群自己的同胞正在遭到屠杀。赈灾热火朝天的江南地区，更想不到，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等，都将在不久后降临这片热情得近乎天真的肥沃土地上。
当祖国正陶醉在中日友好的单相思般的感人气氛中时，那位死里逃生的温州华工黄子莲，在七丁目再度被日本“青年自警团”发现，并捆绑起来。命悬一线时，黄子莲看到了一名日本警察走过，大声求救。警察将他救了下来，送交给日军戒严部队。日军如同对待战俘一般，将黄子莲关押进了下千叶的习志野（地名）集中营。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幸存的中国人，饥寒交迫的他们，丝毫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正在往这里源源输送大笔的赈灾物资。
东京屠杀
黄子莲被关押到习志野集中营后，他才知道，类似他这样的悲惨故事，还发生在不少同胞身上。
温州瑞安县三十二都礁川村人吴进明日后回忆说：“9月1日地震后，我避难小松川，2日因见地震稍静，仍回大岛二丁目。至晚有警察对我说，此地尚有地震，恐怕沉没，汝等最好到士川山上躲避。我等四人闻说，即到山上，上有兵营。夜间有六七华人，由士川车站被日人追打到山上，一人首部被铁钩击一大洞，流血满面，凄惨非常。3日早无食，下午2时，方有兵扛面饼来，略分少许。食竟，即将我等三四百人拘押营内，不准出入。5日，转解习志野，形同俘虏，沿途均有军警及苦力持械把守，状极可畏。9日，同乡黄得富亦被裸体押到，我问其故，渠云：再休提起，我与黄大臣等为日人撑柴船，地震后，日人将我行李概行藏没。复有终察及苦力多人来，问我等为韩人抑华人，我即答为华人，彼遂令我等出外，为首一人，当遭击落水中，后走三人，亦同时被铁棍打死。”
瓯海潘瑞发回忆说：“我们3人乘电缆车（电车），到三河岛站了，要下车，前面一个人一下来，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
瓯海陈崇帆回忆说：“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几天后回来，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们垟坑村就有6个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青田朱木坤说：“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他们拿棍子、大刀、枪、长杆铁钩，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
……
实际上，自从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侨大肆屠杀（参阅雪珥《大国海盗》系列之《喋血吕宋：中国海盗挑战西班牙》）、1704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华侨大肆屠杀以来，这是华侨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其中死34人、伤8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
黄子莲被打昏死过去后，他身上的30元钱被日本人夺走，而几乎所有的中国遇难者，财物均被抢劫一空，尸首或被抛入河塘，或被放火焚毁。
这一切的暴行的背后，都能看到日本政府的影子，尽管这个政府在接收中国的赈灾援助时，也说了不少悦耳动听的话。
比华人更惨的，是朝鲜人。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大量动用冷兵器，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死亡人数约在6000—10000人左右。
在大屠杀过程中，日本人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尽管日本政府日后一口咬定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误杀”华人，但那些温州工人中，不少还没剃去满清的长辫子，穿着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华人。实际上，除了对华工下手外，中国留日学生中也有不少遭了毒手。“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三百八十人”在回国后给“全国各报馆转全国父老昆弟伯叔姊妹”们一封公开信，极为悲愤地介绍了他们的受难情况：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态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安徽王德建被铁棒打伤垂毙，经三次注射，久久始苏。
“粤人林贤宇赁居东京之下户壕附近，日人素知某为中国人也，乃青年团竟排闼入室扭掷户外，且行且打，驱之警署，以大铁棒当头一棒，林遂昏倒，幸戴草帽，未至殒命。
“王兆澄在小石川被打头部重伤。
“桂籍李真（女生十五岁）与友人居东京下谷区，适汲水外出，被青年团持棒追击，李生狂奔昏倒，足部被打重伤。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至于横滨华侨，灾后与尸骸杂处无收容之者，南京街（唐人街）破屋中之银柜金箱被日人公然夺取。其被难于高丽丸（船名）者，悉被推置海中。时有美国军舰欲载华侨，日人不乐。此皆横滨灾侨所口述者。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呜呼！我亲爱之父老兄弟伯叔姊妹乎，其亦知九月一号至八号之八日间（二号开始击杀），为留日同胞被害之公共死忌乎？
“伤矣哉！以堂堂之中华独立国民，仅登隔一衣带水之对岸，而其罹灾也，乃等于朝鲜之亡国民族。同人何足惜，独不能不为中华民国一痛哭长号耳。哀哉！”
在最初的死者名单中，并没有一个日本人十分忌惮的名字——王希天，他被列入了失踪者名单。
王希天是一名公费留学生，来自长春。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投身到捍卫国权的运动中，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王希天同时在日本的教会工作，将大量精力花在了维护在日华工的权益上，甚至聘请日本律师为华工讨要工资，申请成立“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被不少日本人视为眼中钉。
王希天的死讯，直到1975年才得到证实。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当年在龟户地区执勤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揭开了王希天遇难的真相。
这位普通日本兵似乎对王希天还存在相当的敬意，在1923年10月18日这天，他写道：
“当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他是一个开朗的人。他知道中国同胞正在为送往习志野去而惊慌着，他用中文写了告示，贴在我们中队的接收处。中国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某官长斩了。他骑来的半新旧的自行车，被我们六中队作为战利品占用着，那自行车就归六中队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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