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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救与杀戮：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血色记忆
次日（10月1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报纸上又注销了前途有为，对社会事业鞠躬尽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听某人详尽地说过。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中国同胞在骚动，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旁边的铁桥处，伺候在那边的垣内中尉来了，问六中队的官长们，你们往那儿去，休息一下吧!说时迟，那时快，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然后把面庞、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这就样，杀人的事，在官长们之间，成了秘密。人们从杀人现场的步哨那里听到了详情。”
负责执行这次残杀任务的是垣内八洲夫中尉，他在日本二战战败投降前已经当到了对马要塞司令官。1981年，他在临终前确认了斩杀王希天之事。
久保野茂次日记发表前2年（1973），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长期失踪的王希天已经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掩盖真相
10月5日，在集中营里被关押了一个月的黄子莲，终于与其他老乡们一起，可以释放回国。10月8日，这些满身伤痕的华工们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看到码头上欢迎他们归来的温州旅沪同乡会和上海协济日灾会，无不痛哭失声。至此，日本人残害华工的事件公诸于众，舆论一片哗然，为援助日本赈灾而热火朝天的中国人，无不感觉被当头浇了盆冰水，寒冷彻骨。
10月18日，中国驻日代办张元节回到上海，还带来了一个“超政府、超党派之纯粹代表日本国民”的日本谢赈团，计划到大连、奉天、天津、北京、洛阳、汉口、南京、杭州、上海等处巡回答谢。
当日，张元节与日本东方通讯社理事水野梅晓、日本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等，出席了上海方面的欢迎大会。在会上，面对舆论的质疑，张元节与两位日本人一道为日本开脱。从日本死里逃生回来的“共济会”总干事王兆澄质问他：“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既然是合法登记的社团，那王希天“失踪”一案，中国使馆为什么不作为？华工被难后，中国使馆为何不进行调查？曹锟所捐献的救济旅日华工的款项，为何工人始终未得分文？张元节当即语塞。
欢迎会上的交锋见报后，舆论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热潮一变而为抗议日本屠杀华工。民众指责日本“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本恤怜之义，集资以济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
上海《晨报》社论说：“日本震灾，我国表其深挚同情，力尽救恤之义，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两国关系，促进国民亲善，乃日本于灾震发生之际，对于华侨极为残酷……吾人对于日本震灾，虽具有同情，而对于虐杀则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若不亟谋谢恤之法，则中日间感情将因此而愈难改善矣。”
新任中国驻日代办施履本在10月20日，向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提出严重抗议，全国不少团体纷纷要求日本方面惩凶、抚恤等。
日本人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震灾发生之时，韩民暴动随处发生纠纷，致华人误被杀伤片殊属不少”，“地震时韩人暴动，群情愤激，误伤华人”，“如此多数人之被害，在常识上难于置信，且其原因，又为震灾、水灾等不可抗力，诚属无可如何之事。”推卸得一干二净。
中国政府随即派专使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赴日调查。
10月21日，戒严期间的新闻封锁解除，《朝日新闻》报道了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锁。当《读卖新闻》试图在11月7日跟进报道时，其预备刊登在头版头条的报道《残害中国人事件》，在发行前就被“枪毙”。
屠杀案发现场的戒严部队，是日本陆军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该旅团参谋远藤三郎大尉受命掩盖王希天被杀真相，经过策划，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王希天主动要求去习志野集中营照料华工，军方派人护送，但在途中，应王希天自己要求而将其释放，不知其下落。军方随即与内务、法务、外务三个部门进行了沟通。直到1981年，年迈的远藤三郎接受日本参议员吉川一夫的秘书田原洋访问时，才详尽地披露了杀害王希天的经过和掩盖事件真相的活动，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关东大震灾与王希天事件》（関東大震災と王希天事件：もうひとつの虐殺秘史），轰动一时。
为了更好地蒙蔽中国人，10月20日日本政府向所属各道、府、县发文，查找王希天下落。11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结束后，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法务大臣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共同密商，并且报请总理山本权兵卫批准，正式决定将王希天事件真相掩盖起来，并确定了对中国调查团的应对策略：“好好招待，给予尽可能的方便，让他们感受到我官宪没有阻止他们调查”。
因为证据完全被毁，中国政府调查团及由俞显廷牧师等组成的中国民间宗教家调查团，均无功而返，只能接受日方的说法，王希天也就长期成了“失踪人士”。
11月22日，与中国国民党关系极为密切的日本右翼头山满，向日本政府呈交一份请愿书，题为《关于地震区内的杀伤事件请予大赦》，要求赦免那些屠杀朝鲜人、中国人及日本本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凶手，认为他们都是“为皇国维护治安，由于善意”。
12月8日，外交总长顾维钧照会日本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对日本虐杀华工之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公布暴行、抚恤难侨，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24年1月21日，日本新任清浦内阁对头山满的“请愿”进行了讨论，认为地震期间有“误杀”、“误伤”行为的民众，可按轻重予以特赦，但军警人员不在特赦范围之内。
4月24日，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判决如下：戕杀华工人犯8名，其中4名判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2人判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2年执行；2人证据不足，当庭释放。而至于抚恤金，则总共赔偿700多名死难者和伤者20万日元，其中1万日元指定给王希天家属。
在中国援助日本的热潮刚刚兴起时，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感谢善邻之同情》的社论：“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人的灾难，实在是日人梦想不到的事，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
而令中国人“梦想不到的事”，却是日本人在地震灾区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留学生和华工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并在事后竭力掩盖。同时，在收回旅顺、大连方面，日本寸步不让。
日本屠杀华人事件曝光后，先后在抵制日货和援助日本两大事件中都风头极健的“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发出通电，严厉指责日本政府“以怨报德”，号召中国人民“一方厉行经济绝交，一方提倡国货”；另一家“国民对日外交大会”，也指责日本“不但不能因兹感化，反而变本加厉”，呼吁“经济绝交策略积极进行”。但是，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早已被他们自己发动的更为煽情、更为轰轰烈烈、也更被残酷的现实碰得头破血流的赈济日灾行动，消解得无影无踪了。
……
大地震5年后（1928），济南惨案发生，日军屠杀17000余人；
8年后（1931），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强占我东北；
12年后（1937），中国遭遇长江特大洪水，损失惨重。中国人等来了日本最有力的“援助”——“七七事变”。日军趁中国天灾，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曾在赈济日灾中最为热情的上海和江浙地区，遭到日军的残酷进攻。在首都南京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中不少死难者， 12年前都为日本人捐过粮、捐过款……
1923年10月6日，《大阪朝日新闻》曾发表社论《震灾对于中国之影响》：“由中国人心里斯生出许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长与否，有一半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本。”当然，另一半的责任应该由中国人承担，而过度天真的友情，恰恰造成了对友情的“拔苗助长”。
“东郭先生”与“农夫”，总是习惯了抢在狼和蛇认罪前就先行宽恕、习惯了用“以德报怨”来寻找自我感觉。其实，没有恨哪里来的爱？没有“真相”哪里来的“和解”？没有作恶者的“忏悔”，又哪里来的自作多情的“宽恕”呢？
【雪珥小启：谨以此文献给我祖祖辈辈的家乡温州。东京大屠杀彻底改变了温州人海外求生的路线，从此他们走向了更为遥远的西欧。如今，温州华盖山上还矗立着遇难华工与王希天的纪念碑，请大家有机会时勿忘献花，更勿忘……】
（本文刊登于2011年3月28日《中国经营报》，此处为未删节之“足本”，以飨网友。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在报刊发表时，略被删节、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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