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为什么还没有崩溃？——“腐败有能论”与孙立平的“加速溃败论”

八年前，社科院经济学教授樊纲写了一篇“中国经济为什么还没有崩溃？”的文章，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则发表了2009年写的一篇叫“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在网上，樊纲的文章无人问津，孙立平的文章却洛阳纸贵、转载纷纷，为什么？是社会学家的敏锐和相比之下经济学家的麻木吗？为什么对中国社会大唱悲歌的文章近来又开始特别受追捧？

 

　　我在另一个地方说过：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发泄的需要和政府不断下降的排泄的供给之间的矛盾。话音刚落，马上有人反对，认为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智商—道德矛盾论”），却不能由此推出“发泄—排泄矛盾论”。因为“百姓通过血淋淋的比较觉醒之后主要不是为了发泄了事，而是为了摆正他们为什么需要政府和官员、以及需要政府和官员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他们通过不懈的抗争想要回的是本属于他们的基本权利”。

 

　　这个评论表面无可厚非，但“发泄—排泄矛盾论”却绝不是说说而已，因为各种社会制度的差别，归根到底可以归结到解决“发泄—排泄矛盾”的程度差别；专政制度把重点放在“控制发泄”上，民主制度则把重点放在“疏通排泄”上。“要回权利”的说法所参照的现代民主，本质上就是一种“全程解气型的制度”，它所满足的是人性中非要把气撒到无处可撒地步的需求，自治和自我选择的西方民主，满足的正是这种既有人性合理性、又有人性悲劣性的需求。合理性在于民众要一个问责的政府，悲劣性则在于过度解气会引致“负外部效应”。

 

　　当下的中国当然是从“控制发泄”的专政制度演变而来的，现在的问题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成绩斐然的改革之后，为什么中国人的怨气似乎不是小了而是反而更大了，以至于出现了“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哀叹？难道中国人日子改善之后想要更好的日子想疯了吗？

 

　　当然不是。福利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人是一个以“相对福利”为转移的社会动物，当大家都一样穷的时候，谁人的气都不会太大，而当大家都好起来、一部分人却好得比另一部分人更多更快时，有些人的气就开始不顺了，“绝对福利改善”就开始被“相对幸福感”给压垮了。人类的“公平观念”就是来源于人的相对幸福感。在人类的情感中，“憎恨”偏偏又是比“恐惧”更加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再压制，所能产生的“恐惧”无论如何也抵不过“憎恨”的爆发力。而当人们没有比网络更好的发泄工具时，“网络发泄文化”和“网络轰动效应”就进入了“中国特色”的家族。但网络发泄毕竟只是“虚拟发泄”，聪明的统治者必须提供比“虚拟发泄”更好的办法才行，连“虚拟发泄”都要压制当然是愚蠢透顶的。

 

　　一部分中国人现在又“憎恨”什么呢？现代政治学的解释一样直截了当：现代化点燃了人们的期望，期望急速转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与参与，而协调这种大规模能量的制度安排往往又无法同步跟进，于是挫折和憎恨便同样急速地蔓延，以至于出现了“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而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不满的一触即发”这样的矛盾景象。这就是说，这个“憎恨”可以是“憎恨一切”，“憎恨的形式”比“憎恨的内容”更能体现“憎恨”的本质。

 

　　但孙立平的“社会加速溃败论”把“憎恨”的矛头指向了“权贵资本主义”。孙立平认为，“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

 

　　现在，“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因此，“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

 

　　孙立平把话挑明了说：“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

 

　　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