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为什么还没有崩溃？——“腐败有能论”与孙立平的“加速溃败论”

 

　　在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精英的可接触性超过其独立性、经济机会多于政治机会；在这种“权势市场型”中，私人利益集团力量强大，政治精英很容易受到合法捐赠或非法贿赂的双重腐蚀。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印度），精英的可接触性高，政治机会的充裕，但经济机会却相对不足，这使得精英的地位易受外力和裙带关系影响，“分权切割式的寻租”就加剧了精英的短期行为和腐败倾向。在传统专制国家（缅甸），精英垄断了政治经济竞争，裙带关系盛行，腐败呈现出“独裁式寻租”的倾向。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政治精英一般通过控制政治门路来获得经济利益，充裕的经济机会又使竞争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是一种以“官僚权贵”为特点的“集权主导型寻租”。“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恰恰不是这种类型的制度逻辑。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反映的是“政治单一制”和“财政联邦制”结合下的“内在制度矛盾”。这个矛盾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中央要集中和扩大财权，却对地方预算外和非预算项目严加控制，这当然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在民生开支上甩包袱，又对地方分权让权不足，这当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信任地方官员“为官一方”，又要对地方官员进行严密的控制，这是鱼和熊掌的两难。中央要地方发展经济，又不给地方的积极性和灵活性，这又是鱼和熊掌的两难。中央要改革开放多元发展，又要解决多元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隐蔽信息与隐蔽行为）；中央依靠经济绩效和政治关系驱动的“政治升迁”，又要地方官员避免地方主义和短期行为；中央要地方保证社会稳定，又在土地产权、人员流动、问责权利等方面控制过紧；中央要地方官员保持政治忠诚，又要限制地方官员中“关系型文化”的滥用；等等等等。

 

　　在这些“跑和吃草”的矛盾中，中央只能由着地方“既跑又吃草”，然后端着枪“专打出头鸟”，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交易费用”问题。表面看上去是“内部约束失效”，实际上却是省费用减负荷的招数。腐败不利于发展，但腐败有时确实是发展的润滑剂。但是，更深一层的矛盾是，“一党立宪制”对“分权制衡”和“民主问责”所包含的“多党自由化”不确定后果充满了顾虑，而“问责制衡”到“多党自由化”也确实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僵局”是否存在“可持续性”呢？当然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各种类型的“权贵资本主义”都使各国“带病运行”，无病运行的资本主义本身根本就不存在，“多党自由化”只能改变“权贵资本主义”的类型，却根本无法彻底消灭“权贵资本主义”本身；另一方面是，中共还有“摸着石头过河”的“邓氏高招”，“问责制衡”依然是中共高层在“内部约束”上信息严重不对称时“不得不”使用的办法；另外，中共的合法性资源并没有因少数自由派的鼓噪而彻底丧失，中央的制度权威也没有因少数自由派的“视而不见”而下降。还有，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分化利用”实际上也是卓有成效的，多少人进入了类似“法案起草”的工作岗位之后，都由衷地提高了参与感、荣誉感和更加重要的“政府不易”之感。

 

　　不可否认，中国的问题非常多，你如果注意观察对比，你还会发现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也特别明显。“在中国大概最不难找到的东西，就是问题。而且中国的问题还特别复杂”（樊纲）。这是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十足的风暴”之中：国内方面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专制的“家族政治”向立宪的“政党政治”的转变；国际方面是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产业革命向信息化的转变，以及各种文明更加凸现自身特性的世界文化的大融合。

 

　　中国现存的具体问题包括：权贵腐败严重；银行系统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失业和贫富差距扩大；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泛滥；住房医疗教育危机；社会风气低下；犯罪活动猖獗；群体事件和社会动荡加剧；环境污染严重；易受国际经济震荡的损害等等。如果你愿意，这个清单还可以不断列下去（如矿难不断）。

 

　　如果你只想看坏消息，只关注中国坏的一面，你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坏消息中得出“一切不可持续”和“中国快要崩溃”的结论，正如你只关注中国好的一面（如GDP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从落后到远远超过印度，城市化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等等），就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好消息中得出“中国正在崛起”的结论一样。

 

　　可是，在崩溃论预言一浪高于一浪时，中国政府依然还没有崩溃，就一定是另有原因。而这个原因一定与中国政府做对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有关。你可以说这件事情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关注民生”等等，我认为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不是别的，是“一党立宪”。“一党立宪”是三十年来中共做的使中国政府依然还没有崩溃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人是一个“相对福利化”的社会动物，也是一个“兴奋边际化”的社会动物。“兴奋边际化”说的是，人是健忘的，人的兴奋点是会随着“刺激循环周期”而推移的，今天看上去会死人出大事的“权贵资本主义”，明天就会变成少见多怪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一种；兴奋点天天有，每天都会有够刺激的事发生。“多党自由化”的愿望是可以保存，但“权贵资本主义”的发泄却是自由派的“憎恨”使然。它注定是老调重弹，与前几年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不可能有本质的区别，而且这种论调今后必定还会再现，不同之处只在于，当他们又说出“这回真的不一样了”时，那个“不一样”还是那个一样的耸人听闻但却情景置换的故事。

 

　　太阳底下不会有什么新鲜事，面对这样一些老生常谈，我们可以时不时地扪心自问：如果崩溃论者施放的四面楚歌确非危言耸听，如果崩溃论者绘声绘色的“燃油之湖”也非杯弓蛇影，那么，从1990年到20年后的今天，中国政治为什么还没有崩溃？

 

老百姓确实容易经常被“憎恨”烧昏头脑，但如果知识分子也经常被“憎恨”烧昏头脑的话，中国可真的“快完了”。那些动不动就“中国崩溃”的人，当心把自己的精神弄崩溃了。新左派的愿望可能祸国，但自由派的愿望则足以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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