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为什么还没有崩溃？——“腐败有能论”与孙立平的“加速溃败论”

 

 

　　孙立平的结论是自由派的老生常谈，但他的分析却代表了中国自由派的较高水平。只是，尽管他从于建嵘的“社会动荡”（另见熊培云《当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动荡”？》更进一步深入到“社会溃败”问题，但他与说“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没有低人权，中国就是东欧”的秦晖一样存在明显的认识盲点。

 

　　孙立平到底要表达什么呢？归结起来无非两句话：“中国快完了”，“这回真的不同了”。前几年从美国高呼“中国即将崩溃”的章家敦说的也是这两句话，而且实际上，从1990年开始的崩溃论者说的都是这两句话。当高喊“狼来啦”的“小孩”多起来时，许多不满现实的人确实也跟着同感“中国快完了”，更加准确的说，这些人让毫无“恐惧”的“憎恨”化成了一个“中国快完了”的愿望，然后开始祥林嫂式地重复起来。问题是，“中国快完了”的日期为什么被一推再推呢？难道是传说中的“政党统治七十年定律”还没到期？到底是现实存在自由派所说的问题，还是自由派的愿望存在由“憎恨”引出的情绪问题？

 

　　实际上，我上面的大段引用表明我非常同情孙立平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但由于这种分析存在一个严重的漏洞，他所开出的“民主自由”或“多党民主”的药方就大有问题。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每一个专制王朝的“溃败”都是什么引起的呢？历史学家給出过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比较共同的一点是：“统治者上层”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呢？统治者的“德能”出了问题。历代的“治世”无一不是因为有“贤君明主”，而“乱世”则无一不是因为存在“昏君庸主”。统治者的“德能”又为什么老出问题呢？答案自然在“家族统治制度”本身。

 

　　家族继承能够克服个人的有限寿命，但从中国的秦始皇开始，代代相传以致千秋万代，一直只是一场春秋大梦。尽管暴力、宗教和意识形态能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几代人里出一个孬种，政权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绝对君主制里所谓的“基因悲剧”。“基因悲剧”正是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回”的关键内因，也是制度近似的现代独裁制不能长久稳定的关键内因。

 

　　我们知道，北朝鲜有朝鲜劳动党的“金氏王朝”（金日成—金正日—金正云），古巴有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王朝”（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如果中国现在依然是古巴、北朝鲜那样的“家族政党制”，秦晖所说的“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就完全成立。孙立平也类似地说“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可是，他忘了进一步想，开放又是沾了什么的光呢？这是个极其关键的一问，这一问当然就问出了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大过渡。这个大过渡的本质是什么呢？还是那个“贤君明主”问题吗？既是，又不是。

 

　　自由派是不喜欢“贤君明主”的，自由派要的是“制度”或“多党轮流坐庄”的制度。可如果你没有当年中共推翻国民党的能耐，你现在就只能盯着中共的制度。问题就出在这，孙立平象秦晖一样接近于认为“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就是说，中国表面上不是“家族政党制”，但实质上还是“一党独裁制”。认识的差别就出在这，自由派的“制度主义”出了“逻辑不彻底”的大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毛邓大过渡”的本质不是别的，是“一党独裁制”或“现代独裁制”向“一党立宪制”的过渡。这个“立宪”现在当然还没有走到“分权制衡”的地步，但中共的“家族独裁”性质本来就很弱，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裁”性质则由于邓小平的“制度化理念”而发生质变，并在2002-2004年的“江胡交接”中完全实现。自由派不是看不见中共的“制度变迁”，而是“视而不见”这种变迁。这种变迁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中共历史上“和平与制度化”的权力交接，而且是这种交接所包含的“限任化、非私人化、全民开放化、制度化”的政党法治变革。这个“政党四化发展”就是“一党立宪制”的开始，其中的“限任化”包含了明确的年龄、任期、年限等方面的制度化内容，具有明显的“立宪”性质。

 

　　当然，这种立宪不是自由派所希望的多党立宪，其实质仍是“一党统治”，但在学术上我们没必要因为某种“憎恨情绪”而否定中共的立宪发展。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一党立宪”不是我希望或我主张的“一党立宪”，而是我观察到的正在发生的“一党立宪”。我这里只涉及“事实判断”，不涉及“价值判断”，更不涉及“价值主张”。

 

　　中共的“政党四化发展”一方面克服了置苏共模式于死地的“勃列日涅夫陷阱”，另一方面又克服了中国历史上家族统治的“基因悲剧”，“统治者上层”出问题的“历史恶性循环”最终被“一党立宪制”打破了。还要注意的是，中共的“阶梯式接班制度”与“条块代表式的集体领导”和“军委主席制度”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它既能有效地选拔出较具“德能”的领袖，也有利于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当然，中共的新体制能否真的占尽“优越性”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体制使中央的制度权威更大更巩固了，1994年的分税制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财力，地方如若有人胆敢再跟中央叫板，陈良宇就是榜样。

 

　　中共的新体制的确也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政府费用占国民收入居高不下的比例就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可孙立平所说的改革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确实是判断有误。事实是，中共的纪检和司法在不断地强化，内部约束依然是相对有效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横行，实际上反映的并不完全是中共“内部约束的有效性”，它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新体制的“政治单一制”和“财政联邦制”特征上的“内在制度矛盾”。“内部约束失效”的判断是对“中央制度权威”的误读，更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误读。

 

　　这个“双重误读”的结论必然是，中国现政府已经同它的历史前驱一样“腐败无能”、“病入膏肓”了，所以就是“中国快完了”，“这回真的不同了”。我观察到的现实却是，中国现政府不是“腐败无能”，而是“腐败有能”，而且中央高层的腐败比地方和部委要低得多。中央为什么会比地方部委更廉洁呢？中国的“政治经济内在矛盾”又是什么呢。

 

　　中央的相对廉洁我已经在“产权国家论”里作了分析（涉及“产权责任”和“强核心效应”），这里不再重复，下面只概要地分析一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内在矛盾”。

 

　　首先，我们应该把“权力市场化”的“权贵资本主义”放在一种国际视野之中。这里要借用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约翰斯顿于1997年提出、并于2004年在《腐败症候群》一书和2009年的新作中展开运用的“精英-机会分析框架”（我在别的场合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延伸了这个“中观性质”的框架）。这个框架涉及“精英可接触性”和“政治经济机会”的分析，它认为“精英独立性—可接触性”和“政治—经济机会”一但出现失衡，“权贵资本主义”就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