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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可能出现的政治三种局面
可能出现的局面：
●民主中国的诞生。更为富有也受过更好教育的中产阶层、更坚挺的货币以及更健全的公民社会等种种因素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更趋多元化。
●漫长的混乱无序状态。城乡居民中的贫富不均现象、精英阶层腐败成风、健康危机和环境恶化引发激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削弱了共产党政权的稳定。
●有弹性的专制中国。全球民主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使民主对中国人来说吸引力减小，而共产党政权奉行的稳定发展策略对增长和经济稳定来说是必要的，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正文
1990年5月、前苏联正经历重大变革之时，研究苏联政治的学者沃尔特·拉克尔不愿预测苏联政局：“政治预测在最不需要的时候——政治晴雨表指向连续性时——最容易做。在发生迅疾猛烈的变化时，预测就难了。”
拉克尔对苏联的睿智见解同样适用于对中国现状和可能的未来的任何分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的30年里，除了延续现状外似乎没有其他可能的未来。观察家毫不怀疑，中国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在政治生活上将继续坚持共产党的统治。然而现在，这个迅速变革的国家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最近30年来的经济崛起是国际事务中非常耐人寻味——也大大出入意料——的动向。此前以经济落后和与世隔绝而闻名的中国已变成经济全球化的最前沿。今后的岁月里，中国会在政治领域再度震惊世界吗？
了解中国从中期来看各种可能的政治前景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种了解将帮助华盛顿的决策者制订更好的政策选择。如果华盛顿目光狭隘，美国的选择将不够充分。如果华盛顿的看法被扭曲，那美国的政策也会如此。
本文阐述了中国在2020年可能出现的三种政治局面。这其中有最为乐观的局面，即中国成为稳定的立宪民主国家；也有最为悲观的局面，即政府垮台，中国陷入漫长的内战，国内一片混乱，大批人逃向国外。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或许是最常见的预测：作为市场经济和政治专制制度的结合体，中国从中期来看基本将保持现状——不过这种市场经济与政治专制相结合的状况与现在相比将远远更为制度化。
在考虑这几种局面时，需要记住四点说明。首先，尽管一种政治局面可能导致另一种，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绝不会是线性轨迹。在走上某条道路之前中国不一定非要经历另一条。其次，尽管这三种局面截然不同，但有些因素和趋势是它们所共有的。例如，信息和技术革命的强大影响、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继续增长。第三，本文的分析不一定穷尽了所有可能的情形。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必须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政治时接受复杂性、忍受模糊性并预计到不确定性。第四，尽管这几种情形都可能出现，它们出现的几率并不相同。笔者认为，2020年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民主制国家诞生。
第一种局面：民主中国的诞生
中国的民主几乎肯定会有自身独一无二的特点。不过，机构制衡、政治选择、法治、立宪制度、独立的媒体和公民自由是任何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未来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两组因素有可能促使民主中国的诞生。第一组因素与中国社会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推动力有关；第二组因素涉及中国政治体制中若干（或许经常不为人了解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
社会推动力：城市化、中产阶层和信息革命。
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预计会有约3亿至4亿中国人从农村流入城市地区。中国的城市化率预计将从2002年的39％增至2020年时的60％。伴随这种流动（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行动）而来的很可能是中国中产阶层史无前例的迅速崛起。根据中国政府当前的战略规划，到2020年时中国将成为“小康社会”，实现让中国GDP翻两番的目标。到2020年时人均GDP将超过3000美元，这个数字将接近于届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保守的估计；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20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达到6320美元，相比之下2005年仅为1730美元。而且，如果人民币以每年3％的速度升值，到202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可能达到9800美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中国问题专家通常没有认识到中国存在中产阶层。但是，20世纪行将结束时，鉴于拥有私宅和私家车的中国城市居民为数众多并且还在不断增加，国内外的分析人士都突然开始注意到中国中产阶层的存在。麦肯锡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到2025年时中国将有约5．2亿人属于中产阶层。
此外，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改变了信息和思想在这个人口第一大国的传播方式。举例来说，中国的手机数量在过去的l5年里呈现指数级增长，从1991年的4．8万部增至2007年的超过4．8亿部——持有率达35．3％。互联网用户在2006年达到1．23亿，仅次于美国。考虑到20年前没有手机网络、固定电话持有率也仅为0．6％这个事实，所有这些统计数据甚至更加令人注目。专家们认为，到2020年时，将有10亿中国人（约占总人口的70％）使用手机。这个数字将超过美闺、欧洲和日本的用户总和。或许现在没有人能想像出到2020年时手机将给客户传递哪些类信息。电信网络的渗透速度史无前例之快，再加上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任何政府也无法有效地控制信息的流动。
即使在今天，尽管中国政府竭力审查，中国人还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海内外媒体的大量信息。温家宝总理最近宣布了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放松对驻华外国记者的管制的决定，这反映出中国国内要求新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趋势。驻华外国记者从90年代中期的不足．50人增加到2006年时的600多人。预计2008年时将有l万多名外国记者来到中国报道奥运赛事。追求新闻独立的将不仅仅是驻华外国记者。中国媒体目前的商业化进程极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文化和政治进一步多元化。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不再禁止公民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根据民政部的统计，2005年中国约有28万个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约6000个外国非政府组织。这些数字在1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10年来，注册律师和法学院学生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北京大学法学院2004年的招生（包括非全日制学生）人数等于此前50年该学院招收学生的总和。l0年来，法学院的许多学生定期参加法律援助项目，给处于弱势的贫困公民提供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
当今中国一个重要的新现象是，许多律师及法律专业人士投身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事业。最近人们创造出了“维权律师”一词来描述这个新兴团体。尽管受到政府的干扰、有时甚至还会被捕，这些律师奔波于全国各地给彼此提供支持，并帮助下层社会的人向权贵采取法律行动。他们勇敢无畏的活动大大增强了公众对公民权益的意识。有理由预测到2020年时，律师将成为甚至更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些人将继续在政治权力集团之外努力挑战滥用权力的行为，还有一些积极维权的律师可能成为政治领导人。
政治体制中的推动力：中国式制衡？
2020年，所谓的第五代领导入（出生于50年代或60年代初）很可能进入中国政府的最高层。与此同时，就专业背景和政治经历而言中国领导层将变得越来越具多样性。企业家——换言之，资本家——在2020年将成为执政精英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在今天，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许多资本家；最近的一份官方调查显示，在2004年全国私企业主中有34％的人是中共党员。或许甚至更令人吃惊的是，最近的另一项研究显示，2006年中国最富有的500人（他们都是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中有35％是共产党员。
而且，国外留学归来的人（海归派）也将竞争高职。据中国教育部统计，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到海外留学，其中大多是去西方留学。自2000年以来，每年约有l2万名中国学生留学海外。预计这个数字到2020年时将增加到30万人。这些海外留学归来的人将促进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政治变化不是政治领导人日益呈现出多样性，而是领导层内部相互制衡的渐进趋势。中国政治领导层不是铁板一块，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政策取向。当前以及在不久的未来，中国政治形势最有趣的特点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内逐渐出现的“两派合作”。它来自于中国领导层内两大非正式联盟或派别之间的制衡（这种现象或可称为“一党两派”模式）。
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执政党不再主要由一位铁腕人物领导，相反是由两个精英集团领导。中国最高领导人已开始使用“党内民主”一词来描述应将共产党领导层内的相互制衡制度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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