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签署了处决遇罗克的命令？

一份供“革命群众”讨论的处决者名单

 

　　这是一份由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原文如此，材料上印的是“公法军管会”，而不是通常的“公（检）法军管会”），于 1970年1月9日下发给北京市各单位，由单位革委会和“工宣队”、“军宣队”组织“革命群众”讨论并最后提出所谓“处理意见”的“内部材料”。实际上是一份由当局已定罪定刑的待处决者名单及“罪行”简介。

 

　　这份事先公布的20人“处决者”名单，其中就有遇罗克。

 

　　在20人名单及“罪行”之前，有一个“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的简短《通知》。按当年惯例，《通知》正文之前，有一段与内容相关的毛泽东语录。这里按原格式照录于下：

 

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通知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O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O年一月九日

 

　　《通知》所说的“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后，“提出处理意见”，其实不过是当局愚弄老百姓（或者说“娱乐老百姓”）的花样而已。实际上，这20人将被处决的决定早已作出，这20人早已被分别关入了“死刑号”（犯人称之为“枪号”），只等着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会”之后执行枪决。而且，任何“罪犯”，不是法院正式审判后定罪定刑，而是由“革命群众”讨论定刑，本身就极为荒唐。

 

20 人的身份和“罪行”

 

　　这份拟“处决者名单”20人，分为17桩案件。其身份和“罪名”分别如下（以下各“罪行”、“罪名”的表述，均来自原件。）：

 

　　1．杨淑辰，女，48岁，北京通县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2．唐志强，男，25岁，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3．宋惠民，男，49岁，山东省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4．邓振铎，男，26岁，北京市海淀区人（职业不详），此次被捕判刑前亦曾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5．尉尤山，男，45岁，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材料上称其为资本家、国民党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6、王宗海，男，52岁，山东人，资本家，住北京东城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7、刘镇江，男，40岁，北京市人，“军统特务分子”，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

 

　　8．于江林，男，40岁，北京市昌平混凝土构件厂合同工，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刘、于二人系编号为7的同一案件）；

 

　　9．宗福海，男，32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0．侯庆龙，男，28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同上（宗、侯二人系编号8的同一案件）；

 

　　11．元令秀，男，34岁，山东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

 

　　12．孙义，男，32岁，河北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元、孙二人系编号为9的同一案件）；

 

　　13．遇罗克，男，27岁，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4．王佩英，女，54岁，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5．李定一，男，44岁，河南省人（职业不祥），右派，并因此多次被拘和“劳教”，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6．唐赞义，男，32岁，北京煤气热力公司调度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7．李世安，男，43岁，北京木城涧煤矿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8．马正秀，女，38岁，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罪被处决），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9．王步云，男，60岁，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小学合同工，此前其兄被处决（罪名不祥），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20．张长利，男，22岁，北京市平台区芦沟桥公社农机厂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这20人，17男，3女，从年龄看，50－60岁有3人，30－40岁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

 

　　仔细分析这份名单，其中元令秀、孙义、王步云、张长利等4人其实应当算做刑事犯，元、孙两人实为一个盗窃团伙的首犯及主犯，材料上注明的罪行主要为：“窃得电动机6台，自行车195辆，缝纫机4架等大量财物，价值3万余元”（3万余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至于说其盗窃目的是“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甚觉荒唐。王、张两人，则是杀人犯，前者1966年7月用菜刀砍孙某20余刀，“重残一人”；后者1968年1月用铁棍致死1人。至于说两人伤人杀人均带“阶级报复”性质，称其“反革命犯”也相当勉强。

 

　　20人中，排名第一的杨淑辰，从提供的材料看，“罪行”很严重，带有“间谍罪”性质，“1966年充当外国特务”，“仅1967年3月杨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4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抓获”。不过笔者却认为，杨“出卖”给外国驻使馆人员的“情报”，很可能是当年于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传单、小报等资料。因为以杨某那种身份，一个地处北京郊县毫无背景地位的普通中年妇女，短短一月之内（1967年3月）就能获得并提供“数百份”“机密情报”，根本无可能。哪怕是美国中情局或苏联克格勃的超级间谍、情报高手也做不到。当时驻华的外国使馆人员及海外媒体记者，几乎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上收集文革小报、传单等材料。杨因此致祸，极有可能。

 

　　真正与“间谍罪”挨得上边的，是排名第6位52岁的王宗海，该材料称，1960年底，被台湾“蒋匪组织委任为‘北平联络专员'，向特务组织密报我重要情报，并发展特务组织1人”（不过，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待考）。

 

　　另外，唐志强、宋惠民、邓振铎三人均被定为“叛国罪”。宋、邓二人是已成功偷越出境，后被引渡回国。25岁的北京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唐国强，是1967年7月20日“化装成外国人”“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名单上排名第7的刘镇江、于江林均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罪行”是1966年春，合谋组成“国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并附设“国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下设“宣化联络分处”、“涿鹿、蔚县、怀来联络组”等。

 

　　其余包托遇罗克在内的9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犯罪”。即其仅仅是按自身所思所想，写了为当局所不容的文章、书信、日记等，即此获罪并遭极刑。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位38岁的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马正秀，显然是这批人中难得的一位知识女性。从材料上看，仅仅因为“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1967年8、9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就被处以极刑。这位马正秀的情况，与遇罗克极为相似。可惜“文革”后从未见过这位 “文革思想者”的相关平反及经历事迹文字披露，实为可惜。（附记：何蜀读到本文稿，给笔者发来关于马正秀的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文中的记述。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19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共和国时期，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艾芜帮其在北京找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该出版社后，赵从4楼跳下自杀身亡。其妻子马正秀已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 “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赵自杀时，马正在狱中，工宣队进驻，赵深觉大祸临门，所以自杀而亡。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