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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社会各阶层民众受难小史
被逼上梁山的土匪，转过来又报复逼迫他们的社会，然而首当其冲的还是平民。聊举一例，据1928年10月30日的《申报》，“山东章邱县境，自被土匪张鸣九、张秃判等占据以来，先后焚掠，洗劫六十余村，杀害人民数万以上。”事实上，土匪不止是杀害，而且是虐杀。土匪在劫掠过程中，手段相当残忍。学者何西亚曾罗列20多种土匪残杀、刑虐的方式，触目惊心，绝无人性，为避免宣扬暴力之嫌，姑不细述。
要之，在1920年代及其后的十多年中，基于贫民生存欲望、军队溃散、政治真空、行政腐败等诸多因素，中国出现了遍地开花的“土匪世界”。贝思飞对此有精湛小结：“传统上只有在边缘地区才会产生的不安全感，逐渐侵入以前秩序良好的核心地区，随之产生了以暴力解决问题的趋势……民国时期土匪活动的兴盛，不仅反映军阀战争对日常经济生活的冲击，而且标志着边缘地区以暴力支持权力的政治价值观，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的价值观。”
【士绅】
暴力支持权力之政治价值观，在“土匪世界”之外，也得到体现。
1927年4月11日，湖南著名士绅、大藏书家叶德辉被湖南农民协会判处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后世对其被杀之原因，颇多猜说。学者谭伯牛认为，流俗相传叶德辉是因为写对联讽刺农会，或因强奸了未来的革命女干部而被处死，都不靠谱。叶德辉实死于农会之“红色恐怖”。
北伐期间，两湖分别制定了土豪劣绅惩治条例，并在省、县两级成立特别法庭。农民协会成为实质性的新的权力机关，如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言：“绅士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在此过程中，“人民审判”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毫无标准地滥捕滥杀。“革命司法”的倡导者，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的徐谦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人民审判”若是永远成立，其结果必然是“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过问，拍拍掌，举举手，就可以枪决”。
叶德辉死刑的判决者之一、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1927年3月25日刊于《湖南民报》的《农民问题》，颇能帮助理解徐谦的话及叶德辉之死，该文称：“一般土豪劣绅，他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现在农民已处罚的土豪劣绅，哪个是冤枉的？总之，革命是不能客气的，不能用请饭接客的手腕，那是与虎谋皮。所以，这时期是农民革命的时期，恐怖是意中事呵！”
这恐怖由南方波及到北方，甚至可能导致一代大师王国维之死。据容庚回忆，王国维在自沉前，曾与他谈到叶德辉之死，并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不久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衣袋中有封遗书，里面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在当时的士绅阶层，恐惧农民运动者远不止王国维一人。1927年前后，梁启超与孩子的多封通信中，都提及对农民运动及共产党的恐惧。（详见北京出版社《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多有激烈之语，姑不细引。）
关于大革命时代的农民运动，陈志让认为是农民淤积的愤怒与城市中谋求改革而无容身之地的激进知识分子的积郁之结合，所指向的则是毁灭军绅政权的力量。从左派的立场看，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是积极民主的基础，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基础，但从右派的观点看，却是暴民政治的起点，是反对循序渐进的建国程序的起点。而腐朽或高贵，有罪或无罪的传统绅士（另一个名字则是土豪劣绅），就在运动中被押到枪口前。
对于农民运动的“红色恐怖”，共产国际方面也有警醒。1927年5月24日，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认为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应尽快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取缔过火和错误的民众运动的法令。不过这一切，也许已经为时太晚。
【激进者】
1927年4月12日，上海总工会遇袭，工人纠察队伤亡数百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清党”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国民党武汉政府不久也掷出“分共”议案，共产党人遂面临被国民党右派追杀、国民党左派抛弃的厄境。
各地共产党机关先后被破获，被处决者众多，至今仍难有精确统计。但处决范围相当之广，可由时在上海执行清党的要员陈群的一句话窥知，据称是其回答手下处刑标准：“入共产党满六月者杀，国民党员跨党者杀”。
共产党员之外，相较而更显无辜的左翼中小知识分子、群众、妇女等也遭毒手。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清党”中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中共党员为2.6万人。可见被牵连杀害的非共产党员，为数相当之众。
在重庆，激进的学生遭到刘湘军政府的屠杀，共产党方面称死难者超过500人，有遇难女生阴户里甚至被塞入甘蔗。镇压方面则称死者近百名，有女学生衣裤被撕毁，竟成裸体。
在湖北，激进的妇女遭到当地夏斗寅军虐杀。夏斗寅声称要“驱逐武汉赤化分子”，反出武汉政府，接受南京政府任命。夏军在罗田将剪发妇女（剪发是当时女权运动的一个标志，也成为赤化罪状），用绳索穿乳，游行示众，又以刀削皮肉，擦以砂石，并曝晒石上，宛转至死。
此前激荡风云一时的湖南农民协会，也在1927年5月21日被许克祥团士兵攻破，曾判叶德辉死刑的省特别法庭被捣毁，农协负责人被杀十数人。
曾为红色农民运动清扫的士绅，在“清党”运动中，显然站在了白色的一边。前叙之夏斗寅，在起兵前，由当地士绅代为起草《讨共通电》，声称湖北地区“商叹于市，农怒于野，百业萧条，游民日众，四境骚动，惶惶然如不可终日”，“父老昆季之环泣于斗寅等之左右者，亦几户限为穿”。这哪里是军人的通电，分明是士绅的复仇心言。由此或可窥见，大革命时代共产党人的悲剧结局，虽主要由于政党派系与权力之斗争以及革命目标与手段之分歧，然其独特的革命目标与手段招致的社会精英反噬，亦为一因。
学者王奇生称，“清党”之后，中共党员由5万多人减至1万余人。除了部分被杀害外，尚有相当一部分动摇脱党，其中工人农民脱党的远比知识分子多。这也从侧面说明，北伐时期的工农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发动起来的，民众自发的成分其实甚微。
有意思的是，“清党”后，国共双方都总结各自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自国民党的军政中发现“枪杆子里出政权”，而蒋介石则对中共严密的组织技巧与高超的群众动员能力羡慕、佩服，也心有余悸。
【结语】
伊· 勒·伍德沃德于《英国简史》三版序言中说，历史学家在追述少数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时，还应永远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他们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艰难困顿，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小康境遇的无名小卒，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中。
1920年代的中国人，若非强人政治的上层人物，常会感到生活在一个大溃败与大流亡的时代，哪怕只是想维护最起码的生命与尊严，也需要祈祷奇迹。如果是一个农民，可能被饿死，被兵杀死，被匪干死；如果是一个绅士，又可能被农民党人弄死；如果是一个农民党人，也可能摆脱不了被清算屠杀的命运。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残忍的时代，一个血腥味十足的时代，或许还是一个绝望的时代，然而希望仍在这个时代的末梢缓缓展开。那正来或将来的1928年至1937年，有史家推许为民国之“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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