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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放逐:三门峡库区移民50年血泪史

作者:李思磐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发布时间:2010年10月13日 点击数: ( 字体: )

陈思忠说,在去宁夏之前,他家算是小康,加上国家折算的房子差价,怀里揣着3万元存款,这在当年从渭河、黄河滩迁移的关中农民里,并不是绝无仅有。不少移民回忆,搬迁之前,农业合作社的分配,一个劳动日(一个中等劳动力一天完成劳动的量)有一两元到8元,而一些青壮年劳力一年下来能拿到三四百个劳动日,收入能达2000元,而当时的国家干部工资仅为每月数十元,只有关中农民收入的1/4-1/5。陈思忠他们的星火高级社,一个劳动日分7元。在大荔,至今仍流传着女干部李英放弃城镇户口和工作,嫁到黄河滩的农家做农户的故事。
 
干部不见得人人买得起自行车,但这对关中农民并非稀罕物,进口的“菊花”、“富士”自行车,多是农民们骑进城的。陈思忠骑的是日本进口的名牌“僧帽”自行车,三四百元一辆,车标是英文字母“M”。
 
“一家迁,万家安”,这是所有经历过搬迁的移民在开始叙述往事时,异口同声说出的口号。“圣人出,黄河清”是当时的梦想,三门峡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更有着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国家对住房、迁墓等作价进行了补偿,但对于淹没的土地没有给补偿,当时的人均补偿预算是600-800元,实际搬迁时陕西的人均数是422元。
 
当时,前后迁移到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当时全部属于甘肃省)和渭北地区的移民为近20万人,1960年水库蓄水之后,又后靠迁移8万多人;1992年移民已经繁衍至45万人,现在则已经近60万人。
 
上世纪80年代的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当年被派到移民乡西阳乡任党委书记,他的工作就是动员搬迁。“主要是从全国大局观念出发,‘(思想)不通不行,不走不停’,必须要去。”他对自己的工作成果颇为满意,因为没有像其他乡一样,用强制手段,大家思想“通”了。
 
“可惜我没有到宁夏去。”采访中,李集新对南都记者沉吟,“后来才知道不是人呆的地方,生活的基础都不具备,三门峡库区的移民付出了沉重代价。”
 
华阴县(1991年撤县改市)高家村的董百祥生于1934年,他是1956年迁往宁夏的“先遣队员”。这些政治上要求上进、踊跃报名的后生组成的先遣队,被卡车运到平吉堡。等他回去将新婚妻子接来时,因为迁移规模压缩,又搬到了黄河东边的陶乐县。
 
陶乐县当地人的说法,是一年一场风,年头到年终。“满天黄沙刮得,一个大土包子一眨眼就飞到另一边去了。”住的是土坯房,四家一间房,两家睡一个炕。这个“安置区”,经常播下种子,几十天不发芽,却被老鼠吃光;关中的秦川牛不服水土,相继死去;唯一能种的庄稼是糜子——一种粗粮。
 
教育医疗条件也远远不如关中。董百祥21岁的年轻妻子病死于大炼钢铁,当时,每人每月定量只有7斤糜子,家里没吃的,他从关中搬来的七尺大柜子跟当地人换了胡萝卜。孤身一人的他决定逃回陕西。逃跑不是新闻。据朝邑1956年9月“部分移民返朝情况”报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人外,101人“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想法。”
 
正常返陕路线,必须东渡黄河,当时凡渡河、乘车(包括火车、汽车)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移民通行证”,便只能偷渡黄河。1959年1月,先遣队员董百祥从黄河上没有完全解冻的冰桥上逃到对岸,流浪数年后,孤身一人的董倒插门到老家附近做了女婿。
 
有些人不过黄河渡口,就要从“北路”逃亡,冒死穿越毛乌素沙漠,进入山西,再从潼关入陕。而当时的宁夏石嘴山煤矿,“潜伏”着大量从宁夏逃亡的关中移民,也时常有干部前来“寻人”。
 
据《华阴县志》记载,1956年到1958年,移民自行返库从未间断。
 
故土易主
 
三门峡库区65万亩土地重新裸露,就在移民们在逃亡路上茫然徘徊时,他们的家园却陆续迎来新的“垦荒者”
 
1962年夏,移民们的大规模逃亡返库和上访,终于走到终点:陕西、宁夏两省工作会议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搬到宁夏,再搬回陕西,很多家庭人口已在饥荒中少了一半。
 
回迁和较晚搬迁的移民,多数被再次安置在渭北旱塬地区、平原灌区的蒲城、白水、澄城、合阳和富平等县。这里虽然不至于要在戈壁滩上刨食,但河滩上来的移民们仍要面对严峻的问题:缺水、水质盐碱重、含氟高。华阴县华西镇的张吉生还记得,自己曾代表回迁移民到富平去考察安置地点:“生活习惯跟关中基本一样,但吃水艰难,两桶水三元钱。”渭北的社队,一个劳动日只有几分钱到几毛钱,分粮食还扣工分。
 
而此时,故乡的宏大水利工程三门峡,在投入运行后一再被修改。蓄水之后一年多,库区迅速淤积了19亿吨泥沙,占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库容——如此运行下去,水库将在四五年内被填满。潼关河床被推高4.5米,渭河入黄河口形成“拦门沙”,严重威胁到西安和关中地区的安全。国务院因此决定改变水库运用方式,1962年到1969年期间,水库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逐年改建、库区蓄水面积大大缩小,65万亩土地重新裸露,旱塬地区的移民纷纷回库区耕种。
 
就在移民们在安置区为生存挣扎、在逃亡路上茫然徘徊时,他们抛下的家园却陆续迎来新的“垦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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