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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何凤山：中国的“辛德勒”
世博园里，以色列馆“海贝壳”的造型新颖别致，而其入口处更为的特别，它悬挂了一幅中国人的黑白肖像，令众多参观者纷纷驻足观看，由此也成为了以色列馆的一大亮点。像旁的说明提示，肖像的主人系二战期间为犹太人签发“生命签证”的民国外交官、原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
1939年至1940年期间，在犹太人被德国纳粹迫害的特殊时期，时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是最早以发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在上海的犹太人后裔中，何凤山还有另外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称呼，那就是——“中国的辛德勒”。
生命的签证
1938年3月15日，德国吞并奥地利，欧洲战云初现，危机日重。对于当地的犹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梦魇的开始——一个月后，第一批犹太人便被送进了集中营。
两个月后，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降为总领事馆，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在《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何凤山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此时排斥犹太人之风日炽，许多犹太人的店铺都被纳粹的黄衣挺进队捣毁，老板被捕入集中营。奥籍的犹太人，大多想法离开奥国前往美国，然而美国容纳移民的数目有限，而且条件苛刻，所以大多是来中国领事馆签证，前往上海，实则心存观望，依然是等待美国或者英国的签证机会。我国对犹太人的签证，态度不一致，其后因此而发生了问题。例如本馆得自外交部的训令，即犹太人请求签证入境者，条件宽厚，不予拒绝。而孔祥熙院长并进一步公开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居住国，总人数约18万，其中的大多数又居住在原首都维也纳。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能否离开被纳粹控制的地区几乎就是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挑战。
纳粹当局发出指令，只要犹太人马上离开奥地利，即可被释放。但是，要离开奥地利的话，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正如何凤山说的，当时大多数犹太人首选的目的国是美国，其次是英国，但美国对奥移民的名额有限，而且要求申请人出具经济担保；而英国在阿拉伯人的压力下，未敢轻易放松犹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地区的限制；至于其他国家，或许是没有意识到犹太人的危险处境，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宽本国的移民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签证只是外交官手下的一个小小印戳，但在那个阴云笼罩的非常时期，却意味着“生存或是死亡”。求生的欲望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连续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但令人心急如焚的是，大多数国家都“强调自身困难”而拒绝向他们伸出援手。
一位奥地利犹太幸存者曾这样描述这种绝境下的心情：“签证！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有关签证的消息中，我们醒来，就被签证问题缠绕。我们时时刻刻在谈这个问题……我们能去哪里？白天，我们努力获得必要的证件、意见、印戳。晚上，在床上，我们做梦，梦里是长长的队伍，官员！签证！签证！”
艾立克·哥特斯塔伯，一位17岁的犹太少年，他在连跑了50多家领事馆后，每次都是失望而归。直到1938年7月20日，在几乎绝望的时候，他走进了中国总领馆，但这一次的努力却改变了几乎是一个家族的命运。何凤山为他和他的家人一下办妥了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由此成功逃离了维也纳。
消息传开后，中国总领事馆门前立刻排起了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都来到这里，以求获得前往上海的“生命签证”，而何凤山大都如其所愿，帮助他们逃离欧洲，去了上海或者转道其他地方。
二战时拯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
何凤山给犹太人大批发放签证的举动，很快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而当时国内对此也意见不一，外交部的官员大多对此持同情态度，但政府一方又害怕过分得罪德国，何况蒋介石本人是亲德国的（蒋纬国留学德国、南京政府当时也聘有德国军事顾问）。当时的驻德大使、也是何凤山的顶头上司陈杰秉承国内的旨意，打电话给何凤山要求他立即停止发放签证，但何凤山不以为意。不久，陈杰以“非法出卖签证”的事由对何凤山展开调查，但结果却一无所获，悻悻而归。
在施加压力无效的情况下，纳粹当局借口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的房子系犹太人财产而将之没收，企图以此阻止何凤山继续向犹太人发放签证。在向南京申请资金无望后，何凤山自己出钱租了另一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并坚持发放签证直至1940年被调离。
从1938年5月到1940年5月，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何凤山究竟给多少犹太人颁发过“生命签证”，目前尚难定论，但从犹太幸存者提供的护照原件上的签证号上，足以证明其事迹。据学者的考证，1938年6月时，签证号为200多号，而一个半月后，签证号已超过1200号。目前发现的签证中，最大的序列号为1906号，而这是1938年10月27日所签发的。由此可以认定，何凤山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至少也发放了不下2000个“生命的签证”。一位犹太学者甚至认为，何凤山很可能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
1994年，在上海虹口公园的“犹太难民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阿瑟·施奈尔拉比不无激动的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毫无疑问，二战前后来到上海的犹太人中，很多人持有的就是何凤山所签发的签证。
中国人熟悉的国际战士罗生特医生，这位被称作新四军中的“白求恩”，就是拿着何凤山颁发的“生命签证”来到中国的。罗生特于1928年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当地行医，后因纳粹迫害而于1939年从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获得签证来到上海，尔后又成为了第一个加入新四军的国际人士。另一个著名的外国医生，罗生特的同乡傅莱，也是在同一年来到上海的，据说他当时身上只剩下5马克。后来，傅莱几经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投身于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傅莱加入了中国国籍并最后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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