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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放逐：三门峡库区移民50年血泪史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单位的干部吃不饱，许多单位便到改变蓄水计划、土地“无主”的库区“拓荒”，办起了许多小农场。库区周围的社队也开始蚕食部分库区土地。在“大办农业”的号召下，大大小小的知识青年“垦荒队”也进驻库区，建起农场。在其最鼎盛时期，库区有50多万亩土地隶属于209个单位，绝大多数是国有性质的企事业单位。而在“文革”开始后，三门峡库区的“蛮荒”进入部队后勤部门视野。于是，六十多万亩的土地，又进驻了不同军区、不同番号的军方单位，形成今天仍然存在的各个部队农场、靶场和兵器试验场。
这数十万亩耕地在未进行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从移民手里转移。后来的“移民司令”王福义曾经说:“实质问题不是移民种了农场的地，而是国有并吞了集体所有制。”这次悄无声息的产权转换，为之后40年的土地纠纷埋下伏笔。
广袤的华阴滩和朝邑滩，仍然留有不少空地。安置地在一两天即可往返的省内，移民更加频繁和急切地返库耕种。如1974年干旱少雨，就发生了大规模返库潮。在河滩搭起庵棚，抢种土地。这样的行动，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
地方史志上记载:1981年移民返库两次，计500多人；1982年1000多人次；1983年两次，2000多人次。而移民们表示，实际人数数倍于此。
1983年清明节前后，数千名移民在华阴人刘怀荣的带领下，以“清明返里祭祖”之名返回库区耕种。
1984年，移民成立了“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移民中的“四大司令”各据一方——王福义是沙苑滩和蒲城县的移民“头家”，朝邑滩的是陈文山、苗福群，华阴滩的是刘怀荣。其中，“司令”陈文山是当年积极响应号召，带领乡亲迁移的人民公社初级社主任——生活过得不差的他，以这种方式，纠正自己的“历史错误”。这次返库分工组织严密，通讯系统发达，并且，移民不仅仅抢种土地、抢占农场房屋，还规划街道，分配宅基，打井垒墙，分田到户……局势越发无法收拾，返库移民与农场的知青、农工争地、斗殴时有发生。
回到库区
等到真有政策时，许多闹了多年返库的移民却最终没能回来。他们搬过很多次家，很多人已经没有能力再迁了
陕西省内发生的“战争”，却远非陕西省能解决。终于，1984年11月，中央联合调查组来了，调查组的组长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
尽管陕西方面做了周密安排，移民们仍然是对调查组如影随形，眼巴巴地请求“到我们村也看看”。组长孙岳对移民相当随和，细心倾听，甚至还会尝尝移民的糠菜团子。一天，在村口，孙岳对着全村移民，双手抱拳作揖，声音哽咽道:“政府对不起你们……”而在座谈会上，他哭了，“国家确实没把移民安排好……”
后来，在联合调查组的报告中称:“移民要求返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安置区比库区生产条件差，生活有困难，安置区的现状和当初政府许诺‘移民迁移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库区的水平’相距甚远……”
1985年5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中办发【1985】29号文件签发了《关于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这个被移民称为“移民大法”的历史性文件，核心内容是从库区国有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8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产、生活特别困难的15万移民返库。在这个文件下发之后三个月，部队和国有农场的主管部门相继与各级政府签订了划交土地的协议文件。
等到真有政策，许多闹了多年返库的移民却最终没能回来。
曾写作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的陕西作家冷梦告诉南都记者:“那时候很多移民家庭已经搬过两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家，很多人没有能力再迁了。农民搬家跟城里人不一样，很多东西附着在土地上，是搬不走的。”
李集新对南都记者解释，当时，移民安置基本上要往黄河滩地上靠，有水患之虞；此外，“当时中央的政策是自拆、自迁、自建，不给移民个人任何补助，地方政府也没有方便安置的措施，回来的人住庵棚，生活非常艰苦，华阴当时报名4万人，可后来1万多都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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