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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青年自觉运动与社会转型
风起云涌的青年自觉运动
在那个高压的戒严时代，青年学生的自觉心被这两篇文章点燃了。狄仁华文章刊出两天后，台大图书馆门前出现了署名“一群你的好同学”的公开信，发起“台大学生自觉运动”，学生喊出“不要让历史评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的口号，发起者希望透过自觉运动，提高大家的公德心，摒弃自私自利，然后把这清风带到社会，改革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不久，台大校园贴满了大字报，写着“台大热烈展开青年自觉运动！全国同胞都等待我们去唤醒他们！”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和《中华日报》，台湾省政府的《新生报》，军方的《青年战士报》等纷纷加以报道、评论，官方的广播与电视公司也播出特别节目。由于官方媒体的大幅报道，几天之内，这场“青年自觉运动”扩展到各大学、中学校园，运动主体从“台大学生”扩展成为“中国青年”。
当时就读台北市大安初中的马英九，多年后回忆道：“我在教室布告栏张贴了一张大字报——我们不要做颓废的一代，更不要向历史交白卷”。而马英九的学长兼友人、台大哲学系教授，中国统一联盟第一副主席王晓波则回忆，台大爆发自觉运动后，当时在台中念高三的他，本在准备大学联考，结果抛下了课业，“到处去开座谈会，刻钢板”，“然后一张一张去印，发传单、贴海报”。
国民党当局试图引导运动方向
有了国共斗争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当局是惧怕青年运动的，不过这场“青年自觉运动”的基本元素似乎有利于它的统治。
首先，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是“提倡公德心”，这可以解释成要求青年学生们“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遵循政府颁布的法令，而无论这个法令是否经过人民的同意、是否维护人民的利益。在青年自觉运动之前，蒋介石刚刚在训示中指出，“守时、守份、守法、守信、守密”五项为“当前革新的基本要求”。青年自觉运动的诉求，和蒋介石的“五守运动”不谋而合，更可以看成是青年主动呼应蒋介石训示的表现。
其次，对官方来说，“没有公德”除了是不守秩序之外，也是个人自由过于泛滥的结果。前述俞叔平的演讲中，就提到“从个人自由一方面来讲，我们这里可以说自由得过分，虽然现在还在戒严期中，但三更半夜仍然可以在街上溜达溜达，毫无阻碍”，狄仁华文中也提到了个人自由与法治产生冲突的问题。如果联系到三年前自由主义刊物《自由中国》才遭停刊这个时代背景，国民党当局不会放弃任何机会来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铲除自由思想的火苗。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官方在运动初期会积极加以宣传、引导，《新生报》还以“扩大自觉运动至整个社会”为题发表社论。1963年5月24日，当天的《联合报》有三则关于自觉运动的新闻，在反映青年自觉运动的走向上颇有代表性，也颇具兴味。
一则新闻是政治大学学生代表联席会开会讨论如何响应自觉运动，会中通过了“五五”推展原则：即“五守”；爱国、爱领袖等“五爱”；敬师、敬军等“五敬”；乘车上课守秩序等“五秩”；实干、傻干等“五干”。这反映了运动初期大多数参与者的思想与行动状态，也相当符合官方的主旋律。
另一则新闻报道了台北市警察局长张毓中对自觉运动的“大加赞扬”，他“希望此一运动能发展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运动，藉使社会公共秩序获得改善”，张局长还表示警局将以严格的取缔处罚，配合自觉运动，“俾使社会秩序获得改善，重建国民的公德心，培养遵法守法的新风气”，这正是官方导引此运动的方式。此外，电信管理局藉机呼吁各界爱护公用电话，蒋经国的“救国团”系统以及军方的青年训练活动则把自觉运动与反共大业紧密连接，更称要“以自觉运动精神重振（蒋介石当年提倡的）新生活运动”。
还有则新闻报道了台大方面自觉运动的新进展：十几个学生社团，“现已取得密切的联系，组成一个自觉运动联合推行委员会”，学生还说“将出版有关自觉运动的定期刊物，由同学自由发表意见”。
青年自觉运动的结晶——《新希望》
1963年6月，这份刊物终于出版了，这就是《新希望》。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宣言式的长文”《荣耀归于中国——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呼声》。文章写道：“中国！中国！难道真的就这样丧失在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手里？”并进一步指出：“公德心的缺乏，只是当前问题的症候之一，因此，徒喊‘提高公德心’决非解决问题之根本办法，我们唯有把眼光放远，把问题扩大，切实地讨论问题之根源与症结之所在。”于是，青年自觉的层次陡然拔高，渐渐指向国家社会的前途。
文章呼吁，“中国年轻的一代”要“勇敢的批评，莫再一味地隐恶扬善。我们要有迎接光明的决心，首先必要有面对黑暗、罪恶的勇气”。既然声言要面对黑暗，就背离了官方肃清“黑色的罪”的意图。
文章还写道：“正燃烧起来的，是我们这一代无数青年一颗火热的心，那是已经积压在我们这一代青年心中很久很久了的问题。”“近百年来，可怜的祖国，她受尽了多少的耻辱，她遭致了多少的迫害”，”终于这个担子落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身上了。我们还能自私吗？我们还能苟安毫无理想的活着吗？”这段文字显示的，正是一群青年在自觉运动之中点燃的理想主义之火，而这也是最容易引起官方疑惧的动向，几十年来的“对匪斗争”经验，让国民党当局清楚地知道，青年的理想主义很容易演变成“反动思想”与叛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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