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皇帝尚且不能强拆，民主国家岂能违背民意

冯玉祥说完了，满肚子怒气的民众居然热烈地鼓起掌来。冯玉祥不是站在与民众对立的当局的立场，而是站在民众的朋友的立场讲话。他认为：民众在拆迁问题上主张自己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政府拆迁，要得到拆迁户的同意，未经拆迁户的同意就拆房，是违法的。他的话讲到了拆迁户们的心里，因而他们以鼓掌来回报冯玉祥的演讲。

 

蒋介石本来是要冯玉祥为当局讲话的，哪知他为拆迁户讲话；本来是要他劝说拆迁户服从政府的拆迁的，哪知他明确对拆迁户说，政府强制拆迁就是不对；本来是要他“救火”的，哪知他“火上浇油”。蒋介石心中不快，自在意料之中。冯玉祥在书中写道：“后来听见说，蒋介石对于我这次的讲话很不痛快！”

 

冯玉祥讲，对拆迁户没有安置好，硬让他们搬出去，就是不对。这个简单而重要的道理，在民国的官员中，真正懂得的，怕是不多。能像冯玉祥这样设身处地为拆迁户着想的，能有几人？

 

南京中山路风潮之后，别处又出现拆迁风波，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局不懂得冯玉祥说的拆迁道理。

 

若干年前，我在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读到了张一飞《我所认识的钱孙卿》一文（未刊），文中便记述了一次征地拆迁事件：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在江苏无锡县钱桥征地，以建造部队营房。关于土地补偿款，套用了南京市小营里征地的标准，即每亩补偿17元。当地农民觉得很吃亏，不接受这一补偿标准。他们推出代表，跟征地方交涉。民众代表说，土地补偿款，给的太少了；当地的土地，当时每亩价为200元，17元跟200元，差距太大了。民众代表一次次交涉，逼得国民政府军政部一次次让步，后来让到每亩68元。终因抗日战争爆发，营房未及建造，军政部就西撤了。

 

宋神宗、清顺治帝面对拆迁也谨慎

 

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也不乏慎重处理拆迁问题、顾及拆迁户的利益的。下面举出两例。

 

其一，北宋元丰六年（1083），开封府推官祖无颇起草了一部拆迁补偿条例，宋神宗批准执行。该条例规定，对拆迁户，给予实物安置，或者货币补偿。实物安置：由京城兵马司负责测量待拆住宅，户部和左藏库拨款，将作监在别处建同等面积住房，供拆迁户居住。货币补偿：由一个称作提举京城所的机构，负责估算待拆房屋的价格，取房契上原价和房屋时价，折中作为补偿标准，由户部及左藏库出资补偿。此年六月，开封府拆迁户120家，共获得补偿“二万六百缗”，亦即20600贯（一千文为一贯），平均每户能补偿171.16贯。

 

171.16贯在京城开封能买到多大的房子呢？我没有查到当时开封的房价，但查到了苏轼弟弟苏辙在广东买房的价格。苏辙贬官至循州（今属广东），当时朝廷规定，贬官不得借居寺院道观，苏辙只得用剩下的积蓄5万钱买民房大小10间。5万钱即50缗（贯）。

 

冯玉祥说，“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宋神宗时京城开封拆迁就是这样做的。

 

其二，清顺治帝时，北京曾有一次牵涉城内几乎所有汉族官员和民众的大搬迁。这次大搬迁处理得较为稳妥。顺治帝为避免清朝建立之初满汉两族矛盾纷争，决定推行满汉划城而居——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举措。顺治五年（1648）八月十九日，皇帝下令：“……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充投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质卖取价，各从其便。朕重念迁移累民，著户工二部详查房屋间数，每间给银四两。此银不可发与该管官员人等给散，令各亲自赴户部衙门，当堂领取，务使迁徙之人得蒙实惠。”规定除编入八旗的汉人外，所有汉族官员及商民，一律迁移南城。原来居住的房屋，或者拆去重盖，或者将它卖掉。户部、工部查实房屋间数，每间给予四两银子的补偿。此银须由各拆迁户亲自到户部衙门领取，不得让有关官员发放，以防止这些官员克扣、吞没拆迁补偿银两。

 

命令又规定：“凡应迁徙之人，先给赏银，听其择便，定限半岁，岁终搬尽。”对拆迁户，先给银子，什么时候搬迁，悉听其便，只要在半年以内迁走就行。似没有催逼之意，较为尊重拆迁户。

 

就这样，一次本来极易引发风潮的拆迁，因为顺治帝妥善处理了拆迁补偿，得以较为顺利地完成。

 

像宋神宗、清顺治帝那样谨慎地处理拆迁问题，不损害拆迁户的利益，还会引起拆迁风波吗？

 

说到慎重处理拆迁，有一个故事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据明代张瀚《松窗梦语》一书，南京明孝陵建造之前，明太祖与刘基一同前往紫金山选择墓地，登览久之，明太祖累了，坐在一座僧人的坟上休息。他问刘基：你看我的墓地选在哪里好？刘基说：皇上坐处，正是“龙穴”。明太祖说：那这座坟怎么办？刘基答：以礼“迁”移就是了。明太祖说：普天下的土地，都是我的，一座僧人的坟，为何还要以“礼”迁移呢？随即命人掘墓。挖开一看，僧人尸体尚未腐烂，众人无不惊愕。明太祖也吃惊不小，于是向僧人墓“拜告”一番。礼毕，让人小心翼翼地将僧人墓迁于五里之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明太祖最初有“我的地盘我作主”的想法，他就处理不好迁坟问题；后来对迁移对象心怀敬畏，他就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房屋拆迁可能也是这个道理。

 

拆迁处理得好，皆大欢喜；处理不好，一座被强拆的房子，就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火药桶。对拆迁，怎能不慎之又慎？

 

 

（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

 

资料链接

 

老秀才致信蒋介石抗诉拆迁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曾经到成都吉祥街十三号购置了一处住宅。戴为之取名“百二梅花馆”，经常前去居住。不过，战事纷扰，成都并非绝对安全的地方。于是，戴季陶接受侄女婿叶佩琳等人的建议，在其广安原籍修建住宅。具体事项，由叶操办。

 

几经选择，叶佩琳等人在县城孔庙附近寻找到一块土地，准备破土动工。这块宅基地有七亩之大，具体设计为中式木质结构的房舍多间，厅堂、书房、花园俱全。对此，戴非常满意，并亲自为新宅取名“戴二礼堂”。

 

住宅开工不久，就出现了纠纷。原来在拆迁户当中，有一位名叫唐少卿的老秀才，曾与戴季陶同年参加过县试。面对威逼利诱，这位老先生坚决拒绝搬迁。无奈之中，叶佩琳等人仗势欺人，转而请警察局出面干预，并且明定限期，逾期就要强行拆除。

 

唐少卿生性倔犟，并不屈服，亲自向蒋介石写信抗诉。大意是说，国难当头，前方将士正浴血奋战，戴季陶身居高位却在自己的家乡搞强制拆迁，以致平民百姓无家可归云云。蒋介石接到这封信后，并没有表态，而是直接转给了戴季陶。戴非常不安，训斥办事的人操之过急，要他们立即停工。此后又在1939年1月致信广汉县政府，愿将宅基地以及原材料捐赠地方，希望能够借此物资力量创办一所中学。至此，唐少卿这位老秀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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