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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翊武：被遗忘了的辛亥革命总指挥
揭竿而起的总指挥
1911年10月9日凌晨，蒋翊武由岳州驻防地赶回武昌，立即与刘复基在小朝街机关部召集各标营代表商议起义事宜。临近中午，突然传来孙武在汉口带人制造炸弹失事，机关遭到俄租界巡捕破坏，起义名单、旗帜、文告落入俄巡捕之手的消息。于是，蒋立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命令由龚霞初等人用复写纸誊写二三十份，下午4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蒋还特别嘱咐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同时，蒋发函岳州，准备响应。当晚，小朝街总指挥部遭到破坏，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蒋因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乡野学究，警官对其未加注意，随意将他押在花园里，他在同志的帮助下越墙逃走，刘、彭、杨三人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然而，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因故贻误了时间，起义炮声未响。
蒋脱险后，于10日天亮时即派胡培才等人去各标营传令：改在当天夜间，依照九日原令起义，以争死生于须臾。接着又于午前9时半，连续下达“攻击之合同命令”、“给水攻队之命令”、“给火攻队之命令”等五道命令。晚上8时，工程营在营代表熊秉坤带领下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各路勇士纷纷响应，迅速占领敌署，清吏望风而逃。自此，武昌首义成功。驻武昌城内外新军合计约4000人，除少数营队外，都参加了起义。参加起义的第31标第二营右队严荣华说，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蒋在10月9日果敢地发布第一道起义命令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党人在接到命令后，早就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了起义的全盘计划，又了解到本单位的作战任务。
文学社在武昌起义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据考，在总指挥部与军事筹备处关键性的43个职务，总共由33人分担。这33人中，文学社成员占20人，共进会仅8人，拥有双重会籍者5人。共进会成员，主要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事务。
起义成功后，蒋翊武积极推动各省反正，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他在刘公、孙武等领导人不在的情况下，独自承担起指挥的责任，按照起义前约定，立即派人赴湘，敦促湖南革命党人即刻举义响应。湖南都督府首任军务部部长阎鸿飞回忆道：“武昌起义的第三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到长沙，携有蒋翊武的介绍信。他们先到体育社找焦达峰、阎鸿飞两人。”10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出任战时总司令，蒋翊武为总司令部经理部长兼顾问，协同指挥阳夏战争，调度全军后勤。当时汉阳民军约在13000人以上，后增到2万余人，另有民夫数千人修筑工事，全部给养由蒋负责。蒋还协助黄兴将汉阳民军整编为第一军，在汉阳四面设防，亟谋反攻。黄对蒋十分倚重，称赞他“智勇双全”。
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辞职赴沪，武昌危在旦夕。当黎元洪准备放弃武昌时，蒋翊武与张振武坚持“与武昌首义名城共存亡”，蒋在众人推举下，以监军继任总司令。接着，他命张廷辅等沿江布防，又派董必武等率兵重创清兵，使武昌转危为安。
高风亮节的革命家
蒋翊武不争权。作为武昌首义的总指挥，蒋翊武理所当然应该在军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在共进会的操纵和蒋翊武缺席会议的情况下，军政府给蒋预留的位置却只是军务部副部长，担任起义军参谋长的孙武地位反在他之上，成了军务部部长。不少共进会的人，甚至非革命党人也担任了政府其他部的部长。蒋翊武却认为无关紧要，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争权夺利，而是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于是，他把精力投入到了汉口军政分府的建设、汉口保卫战和汉阳保卫战中。当军政府对武昌防御忧心忡忡之时，蒋翊武受命于危难之际，继任总司令，对武昌防御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南北议和，枪声刚停，某些政客不甘心他出人头地，马上策划以老同盟会员谭人凤取代了蒋的总司令的职务，使蒋大权再次旁落。蒋又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出任“北军招抚使”，积极策反北军，且卓有成效。如果不是他不争权，文学社和共进会就难以融合，武昌起义的历史也许要重新改写。
蒋翊武不拉山头。首义领导者中，以“三武”最有名，其中孙武是同盟会员，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期，他到南京向孙中山跑官不成，怒从心起，到上海拉拢一些失意政客和军人，创立“民社”（口号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完全与同盟会撕破脸。张振武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在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建立过程中，曾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党人，但他的思想认识水平却停留在比较狭隘的层面上，后来也是“民社”的发起人之一，许多言行明显倾向于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当孙中山被迫下野，同盟会处于困难之际，唯独蒋翊武立场坚定，不改初衷，继续追随孙中山，将文学社整体加入同盟会，这是他有别于另外“二武”的一个根本方面。一向压抑文学社的共进会成员李作栋说：“三武比较起来，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翊武纯朴，即敌对者亦表示好感。”还说：“刘公才干不如孙武，孙武品质不如翊武。”
蒋翊武不搞特殊化。当军政府设部授官时，曾打算对官长实行高薪，蒋翊武带头竭力反对，最后决定自都督以下各官概支月薪20元，班长12元，士兵10元。这个规定表现了蒋和起义初期革命志士们积极向上、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
蒋翊武不图虚名。蒋翊武曾被中央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推辞没有接受。回乡省亲时，澧州将县城“多安桥”改名“翊武桥”，将东门改称“翊武门”，将正街改称“翊武街”。然而，蒋并不希望这样做。他从长沙乘船到津市，然后弃舟步行20里，悄悄地绕道回到了家里。次日，澧州要员纷纷来家拜访，他对乡人申明，自己“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尤属不妥”，希望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桥梁、街道、门楼恢复过来。
蒋翊武不怕死。二次革命爆发时，蒋翊武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他讨袁失败、不幸被捕后，袁世凯电令广西方面将他就地枪决。蒋看了电报，索纸要笔，为遗腹子取名，留下三封遗书和四首七言绝句，表达了他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及对后人的期待。第二天，被押赴桂林丽泽门外行刑时，士兵环立，围观者无数。蒋端坐于大红毡上，向观众宣讲革命，听众动容，有些为之痛哭。行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领头的排长见状，担心有变，突然从背后向蒋开枪。时为1913年9月9日。湖北革命党人温楚绗回忆说：蒋“从容就义，无半点乞怜，尤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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