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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清廷高官欲接溥仪据守关中延续清朝
这位叫雷恒炎，就是醴泉本地人，任行营执事官。张云山看他胆气甚豪，就委他为奉命全权代表，出使清营。为他在乾州南门外置酒送行，各标营发炮三响，以壮行色。
雷恒炎次日到了升允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来电，就听升允下了令：“斩！”
雷恒炎全明白了：这老小子知道议和停战的消息，却秘不向甘军宣布。他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声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话没说完，嘴已被堵上。
升允下令将雷恒炎割耳、削鼻、挖心，尸首弃于枯井。
纸终归包不住火。恶战持续到了元宵节，大家都知道了南北议和的消息。张行志是打下岐山之后才得知：攻城之日，已是停火之时。早知道，谁还卖这个命啊？马安良对升允隐瞒情报的做法也极为不满，而且身为回民，他还收到不少在京回族名人的来电，劝说陕甘两地息兵解纷。
袁世凯方面也有了通电，袁大头当上民国总统，脸色一变，本来是攻陕的赵倜毅军，一声口令，就地变成了援陕的民国部队，摆出一付要来攻打甘肃的架势。马安良决定自行与陕军停战，就在乾州签了和约，回师甘肃。
只剩了升允这个“陕西巡抚”了。壬子年的正月里，陕西方面不断地跟升允联络，希望陕甘全面停火。宣统都退位了，你还在打什么打？这个满洲人真是不可理喻。
升允则一直不愿和谈，似乎退位议和这些事与他无关，只要打通北京—山西—陕西的通道，把小皇上接到甘肃来，大清就没有亡。
1912年3月7日，陕西军政府派了两位“理学名儒”来劝升允休战。升允当着两位名儒的面，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误国，并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
3月10日，升允撤回甘肃，但他仍然念念于迎驾西北，重建朝廷，3月20日到平凉后，升允致电袁世凯，要求由他取代张凤翙任陕西都督，以便两宫将来安置。这等要求迹近笑话，北京自然不予理睬。
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往西宁，以后辗转经西伯利亚、中国东北等地流亡日本，成为宗社党的干将。自此一直参与各种复辟的活动，至死方休。他死后，宣统赐谥“文忠”，与经营西北的左宗棠同。
而甘肃，一直到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位已经五天，才与新疆一道，宣布承认共和政体。满清朝廷的西去之路，算是彻底断绝。
他们都是“预言家”
赵烈文
赵烈文是曾国藩的幕僚。同治六年六月（1867年7月），赵跟曾对谈时，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他预言，不出五十年，大清天下就会出现根本颠仆、割据分裂的局面。四十四年后，武昌革命爆发，大清土崩瓦解，神州果然陷入“人自为政”的纷乱之局。
李鸿章
有一年，某巡抚入京陛见，路过天津，北洋大臣李鸿章设宴招待。席间谈及边事，某巡抚问：“北洋战兵可得几何？”李鸿章笑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某巡抚作色说：“中堂大人何出此言？”李鸿章举酒笑曰：“失言，失言！罚酒一盅。”甲午中日一役，大清北洋水师果然大败。
恭亲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十六岁的恭亲王病逝，临终前叹息道：“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方家园”暗指慈禧，因慈禧娘家住于方家园。这一年，恰值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将厉行新政的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开始她人生中的第三次垂帘听政。
张之洞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廿一日夜，晚清重臣张之洞病寝，摄政王载沣前来探望，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载沣离开后，张之洞对陈宝琛说：“国运尽矣！”两年后，国运果终。
（本文摘自《南都周刊》2011年第27期，作者：杨早，原题：《断了的皇帝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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