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知识分子的60年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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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焦虑

不可否认，尽管“两弹一星”为新中国赢得了重要的“国家象征”，“只强国家，不强国民”却也不能持久。

“中国从1957年到1978年的GDP年均增长率是6%左右，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但是在这二十多年里面人们的生活水准没有明显提高，甚至在某些方面有退步。”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直到1978年开始有一个转型。”

197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突然开始面对一个汹涌而来、目不暇接的新时期：西单民主墙、邓小平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星星美展……

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开放，而经济本位的时代尚未完全到来。理想主义伴随着诗歌与哲学，似乎在一夜之间从地下喷涌而出。对于在“文革”中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而言，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浪漫主义时期。

彼时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称谓，因为几乎所有的学者，甚至普通的公民，都具有明显的公共关怀和社会关注。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曾经说：“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是80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

“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在校园里流行，可是那时人们要改变的不是个人命运，仍然是国家的命运。“此时的知识分子虽然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扬眉吐气，但也生出巨大的焦虑感，即怎样避免中国被开除‘球籍’。”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说。

北大77级一个普通的男生宿舍里，熄灯后大家卧谈的话题也透着浓厚的“强国”意味，包括“私营经济是否应该存在”、“什么是民主政治”和“物价如何放开”等。而当年那群“卧谈”的室友们是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国务院副秘书长丘小雄、大成基金总经理于华和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等等。

如何“强国”也引发了不同的思考。“文化热”中，1988年，一部叫做《河殇》的电视纪录片极力召唤着“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对中华民族传统的“黄土文明”几乎全盘否定，从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开篇解说词即言：“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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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哲来源：《南方周末》发布时间：2009年0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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