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春详解中原文化：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

第二部分：河南历史的内容 华彩厚重

 

 

　　河南历史渊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华文明很长的一段历史长河中占据着主流时段，构成了中国历史的血脉筋骨，承载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荣耀，谱写了中华文明最集中、最重要、最耀眼的华彩乐章。

 

　　第一，中华民族的孕育地，华夏文明在这里起步。

 

　　纵观人类四大古老文明，无一不是沿河而萌生、而发祥。“河”，因其冲积形成的平原为人类繁衍提供了物质条件，又因其自然生命为文化生命提供了本体基础。在古代，文明与河流生生相息，《史记》就有“川竭国亡”的记载，就是说，随着河流枯竭国家就灭亡了。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产生了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发端了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流域则造就了中华文明。但国外三大古代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或中断或式微，而主要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黄河在河南境内流经700多公里，处中下游地段，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人口密集、物产丰富、精英荟萃的经济社会环境，使河南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之地。

 

　　人类在此生息繁衍。中原地区是中国有人类出现和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史有明载、地有确迹、代有传说、世所认同。考古发现证明，人类较早在河南出现。约50万年前，河南境内已有人类“原始群”，其中“南召人”是较早的直立人，与“北京人”生活的时代相当。距今10万年的“卢氏人”，被公认为中国较早的智人。８万～10万年前的“许昌人”，是东亚古人类演化和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的重要例证。专家研究表明，人类较早在河南繁衍。在河南这片土地上，中国古代人类从穴居野处、构木为巢、茹毛饮血而衣皮革，到削石为器、狩猎捕渔、学会用火、化生为熟，完成了由类人猿向现代人的进化，进入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领先迈进父系氏族社会。传说故事说明，人类最早在河南生息。“盘古开天、血为淮渎”源自河南，至今仍有盘古山、盘古洞、盘古井等众多遗迹。伏羲女娲繁衍人类，被奉为中华民族“人根之祖”。初都淮阳的炎帝与出生并建都于新郑的黄帝开创了多元一体民族生存繁衍的格局，成为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受到炎黄子孙的无比尊崇。近年来我们连续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华人齐聚、世人瞩目，河南被全球华人公认为追思先祖懿德的祖根之地，传承中华文明的心灵故乡。

 

　　文明在此初露曙光。浏览汗牛充栋的中国典籍，翻阅浩如烟海的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中原大地开农耕、建都城、造文字、冶铜铁，拉开了中华文明的第一幕。文明发端的初始点在河南。在约9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河南先民已开始定居生活、制作陶器、垦荒播种、驯化家畜，开启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先河。7000年前河南已成为旱地粟作农业的起源地和中心区域，冶铜、纺织、酿酒、玉器等手工业已经达到比较发达程度。舞阳贾湖遗址、郑州西山古城、偃师二里头遗址都是早期文明在河南起源的实证。文明元素的融合点在河南。河南是中国早期文明交会的重要地区，五帝时代以大中原为中心的邦国文明，夏商周时期问鼎中原称霸一方的王国文明，秦汉以后开疆拓土天下一统的帝国文明，不仅多数源头在中原、核心地区在河南，而且与其他地区文明在河南激荡发展、互促互动，形成了以中原文明为核心、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例如，在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中原地区博采了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等区域文明的成就，融合发展并日益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目前大汶口文化遗址以周口、商丘为中心，遍布河南9个地市；屈家岭文化在河南共发现140多处遗址。文明推动的支撑点在河南。从黄帝时代到夏商周时期，中原文明不仅发展快，而且影响深。禹都阳城、殷汤都亳、盘庚迁殷、周公营洛，使河南长期成为王朝京畿腹地，有力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进程。从仰韶时期的锄耕农业到龙山时期的犁耕农业，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从黄帝发明冶金术到殷墟出土惊世骇俗的青铜器，冶铜铸器之火成为文明社会发展之光。从贾湖遗址的刻画符号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使文明的种子落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传承。

 

　　国家在此最早形成。中国历史上国家制度的建立、统治思想的形成，都与河南密不可分。5000年前，黄帝在新郑建立“有熊国”，出现了国家最早的雏形。颛顼、帝喾、尧、舜等先后在河南地区建立早期政权，借神助政，设置官职，使政权迈出了走向成熟的一大步。公元前21世纪，启建都于登封阳城，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夏朝在河南建立，成为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里程碑。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新著《最早的中国》，在偃师二里头遗址首发，从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系统阐述了夏王朝在中原的形成过程，揭秘了“中国”的诞生史。

 

　　第二，众多王朝的建都地，政治风云在这里际会。

 

　　河南居九州之腹，中天而立，有“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之说，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博弈、政权更迭、政体演变的大舞台，发生了难以数计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集中体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建都立业的福地。河南自古为帝王之州。“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朝17个帝王15个建都河南，商朝5次迁都4次在河南，西周营建洛邑，东周迁都河南；此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各国、北宋等均在河南建都。从夏算起，先后共有20多个朝代的200多位帝王在这里施展治国抱负，屡有政治建树，几度形成了政治文明的巅峰与辉煌。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就有洛阳、开封、郑州、安阳四个。十三朝古都洛阳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从周公营洛确定“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到武则天定为“神都”，千年间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西周建都丰镐，但把洛邑作为统治东方的中心；隋炀帝曾征召200万役丁兴建洛阳城，朝官均至洛阳，其地位超过京城长安；唐高宗正式以洛阳为东都，政治地位与长安比肩。七朝古都开封在北宋时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六朝古都安阳三千年前就是帝都，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此，商朝在此统治273年。郑州是殷商时代规模最大、地面保存最好的古都，至今尚保留着远古时期的商文化遗存。除四大古都外，河南新郑、濮阳、禹州、许昌、汤阴、商丘、淇县、南阳、邓州、沁阳等11个城市在历史上都曾作过都城，中原大地形成了最密集的古都群。

 

　　政治角逐的战场。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历来是帝王将相逐鹿之地，是各种新旧政治势力交锋之所，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推动或迟滞着历史发展进程。鸣条之战催生了商王朝的建立；商王盘庚迁都安阳，开创了奴隶社会的鼎盛繁华；八百诸侯孟津盟誓，拉开了商亡周兴的序幕；春秋时期的葵丘会盟、践土会盟、戚邑会盟，战国时期的渑池之会，以及北宋与辽国的澶渊之盟等，都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赵匡胤在今河南新乡封丘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长达168年的辉煌。我们熟知的“问鼎中原”的历史典故，就是在诸侯角逐中原中产生的。大家知道，鼎四平八稳，庄重大气，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传国重器，是王权的象征、安定的标志。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趁讨伐外族之机，意欲挑战周王室权威，向周王室的使臣王孙满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这就是“问鼎中原”的故事。从此以后，“问鼎中原”就成为夺取天下的代名词。

 

　　制度变革的温床。早在远古时代，三皇五帝就在这里建立了影响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典章制度。夏朝置百官理政务，定刑律设监狱，制贡赋征税收，建军队立宗庙，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较为成熟的国家制度，特别是世袭制替代禅让制，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权力交接的最基本制度，延续了3000多年。体现宗法等级秩序、规范伦理道德的“周礼”等典章制度，都始于中原地区。春秋时魏国李悝变法开启了变法先河，迅速从魏国传到楚国、卫国，并由河南人商鞅传到秦国，成就了始皇霸业；曹魏时期禹州人陈群设计的九品中正制，延续了三百多年，是魏晋南北朝士族大家形成的制度基础，对时局和后世的政治生态影响深远。

 

　　第三，农耕文明的至高地，经济发展在这里兴盛。

 

　　从夏朝到北宋的3000多年，河南一直处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农耕文明遥遥领先，工商文明繁荣发达，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

 

　　农业先进发达。古代的中国以农开元，以农立国，以农为基，农业的起源、农业技术的发明、农业理念的成熟，无不与中原密切相关。中原地区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已开始种植粟、稻等谷物，到西周时期农作物得到广泛种植，汉代已有“五谷”、“九谷”之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掌握了保墒防旱、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精耕细作技术，至今仍为中国北方农业生产所应用。农具的发明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上古时期的耒耜、商代的青铜工具、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秦汉时期的耧车等，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中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先进的水利工程和灌溉设施推进了农业进步，大禹“致力乎沟洫”、春秋时期西门豹治邺、孙叔敖在固始修建“期思陂”，以及汉代兴修的“鸿隙陂”、“六门陂”，都极大地改善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先进的农业思想成为农业发展的推动力，《齐民要术》、《四时纂要》、《农桑辑要》等为代表的古代农学著述都诞生在河南，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农耕文明的发达成就了河南“天下粮仓”的美誉，“中原熟，天下足”成为代代相传的佳话。战国时期的韩国都城宜阳，储存了大量粮食，史书有“材士十万，粟支数年”的记载，说明当时中原地区农业非常发达。隋朝六大官仓河南有其五，其中洛阳的含嘉仓堪称我国古代第一粮仓。如今的河南依然演绎着“天下粮仓”的传奇。河南用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10以上的粮食，不仅养活了全国1/13的人口，还供应省外粮300亿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年又战胜去冬今春50年一遇特大旱情、麦收期间风雹连阴雨、8月份大风暴的袭击等灾害再夺丰收，达到1078亿斤，全省粮食产量连续四年超过1000亿斤、连续六年创历史新高、连续十年居全国之首。

 

　　手工业门类齐全。伴随着农耕文明进步，河南陶瓷、冶铸、纺织、酿酒和造纸等手工业快速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手工业发展行业多，早在8000多年前就有了原始制陶业、原始纺织业和原始酿酒业。特别是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酿酒遗物，美国一家酿酒厂根据从古酒残留物中分析出的配方，复制出一种包括大米、蜂蜜、山楂在内的“贾湖城”啤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冶铜铸器、制骨、木漆器、石玉器、酿酒制造的手工业作坊和专业的手工业者。到了汉唐时代手工业门类已非常齐全，除了冶金铸造外，还有金玉铜加工、兵器制作、丝麻纺织、酿酒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发展规模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南就拥有全国最大的冶铁群，南阳、舞阳、登封等地都是全国重要的冶铁基地。汉代河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冶铁中心，目前已发现冶铁遗址20多处，仅巩义市铁生沟冶铁遗址就发现炼炉、熔炉、锻炉20座。郑州发现的汉代冶铁高炉是世界上最早的椭圆形炼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高的炼铁炉，比欧美国家早了1800多年。“缫丝夜夜织，万梭为一素。”盛唐时期河南丝织业空前发达，每年从河南地区仅绢就征收700多万匹。北宋时期，陶瓷业在全国占据着重要位置，“纵有家财万千，不如钧瓷一片”，全国五大名窑中汝、钧、官都在河南；军器制造业规模庞大，东京东西官营作坊拥有工匠近8000人，仅弓弩的年产量就占全国的70%以上。

 

　　商业繁荣鼎盛。商业鼻祖、商部落的王亥“肇牵牛车远服贾”开中国商业先河，中原商业由此不断发展与繁荣。在王亥的带领下，商部落种植业、养殖业得到发展，在自给有余的情况下，商部落的人便将多余的农产品拿到别的部落去交换，以换取需要的东西，于是人们就把商部落做生意、做买卖的人称为“商人”，把做生意、做买卖的各种事情称为“商业”。商丘的“丘”字在《说文解字》中是集市贸易的场所，商丘的含义也就成了商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地方。据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考证，商部落最早的商品交易市场，在今天商丘的火神台。商业理念在全国领先，历史上，商丘人计然讲求“积贮之理”，洛阳人白圭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南阳人范蠡倡导“富好行其德”，洛阳人桑弘羊主张“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巩义康百万家族信奉“留余”家训等，都成为中国商业思想的重要内涵。商业都市盛极一时，秦汉时期已形成了洛阳等十多个地区性商业中心。洛阳在隋朝时仅丰都一个市场就有3000多个店肆，盛唐时已成为国际性商业大城市，居住着不少外国商人，不但有行业商会，还有管理市场的“市长”。开封在北宋时人口逾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已经突破“坊”与“市”的区域限制，商业活动扩散到大街小巷，最早出现“夜市”和“城管”，形成了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并设立有“交子务”，负责向全国发行纸币。北宋《清明上河图》生动刻画了“八荒争辏、万国咸通”的繁荣景象，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认为，宋朝商业方面的发展可以称为中国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都有重大意义。商品贸易空前活跃，纵横上万里、跨越亚欧非、连接东西方的古代丝绸之路不仅起点在河南，而且有洛阳、南阳、方城等众多节点和驿站；始于隋唐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开启了河南与江淮地区及北方水系的水上商贸往来，“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是当时水运繁荣的真实写照；宋时中原地区陆路贸易十分活跃，八方商旅以开封为中心向全国辐射；明清时期，朱仙镇、回郭镇、荆紫关、赊店镇等成为地区性贸易中心，晋商、秦商、徽商云集河南，山陕甘会馆等贸易乡会星罗棋布、多达百处。

 

第四，元典思想的诞生地，核心文化在这里光大。

 

　　古往今来，在河南孕育和产生的众多思想学说，交相辉映，积淀升华，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产生了思想源头。河洛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河洛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河图”、“洛书”。伏羲受之而作八卦，大禹受之而创“五行”。八卦五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中华世纪坛的世纪大厅内浓缩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圆壁浮雕就以河图洛书为第一组，太极八卦为第二组，可见河图洛书和八卦五行的源头地位。周文王囚禁于今天汤阴的羑里城，在河图洛书和八卦的基础上，形成了《周易》，其核心是和合思想，代表了上古贤哲的社会政治思想，它不仅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且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中，构成了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文化载体和思想灵魂，从此开启了道家、儒家、墨家等中国主流思想各种流派，被誉为“群经之首”。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称《易经》是一部辩证的“宇宙代数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赞《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老子承《易经》之风，下启《易传》之理，作《道德经》，以独特的方式创立了道学，主张阴阳相济的道之和、人与天的自然之和；孔子吸纳《易经》之精髓，作《易传》，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儒学，提倡以“尊礼亲仁”、“和而不同”、“中节平适”为主的人之和；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借鉴吸收了《易经》的思想，倡导“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和敬”；法家崇尚法不阿贵、绳不绕曲等思想，也是追求平等和谐；墨子宣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等思想，核心也是上下内外和睦同心；杂家、名家等对和合也都有自己的见解和阐释。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中独特的、延续不断的重要的哲学概念、文化理念、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今天和谐社会建设可贵的思想资源。去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和”字主题，就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孕育了儒家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祖籍在河南商丘的宋国，曾周游列国14年，讲学游说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的周、卫、陈、宋、郑、蔡、楚等诸侯国，河南对其思想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记》记载孔子曾先后四次在河南问礼于老子，并感叹“吾今见老子，其犹龙也！”如今洛阳老城文庙门口、鹿邑县城西街都保存有“孔子问礼处”的石碑。孔子的中原之行吸收了许多中原人士的思想精华，比如其“近者悦，远者来”的执政观点，就是采纳了当时叶邑（今叶县）地方长官叶公的主张。孔门弟子三千，七十二得意门生中最著名的子贡、子张、子夏都是河南人，他们在形成、丰富和发展儒家思想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大儒孟州人韩愈提出了一套道统谱系，不仅解决了儒学的继承问题，而且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直接启发。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大创新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是河南嵩县人，他们的学说把儒家思想推向一个新的思想高峰。大家熟悉的“程门立雪”，讲的就是北宋时期，福建将东县人杨时到程颐门下求学，恰逢程颐午睡，天降大雪，他就恭恭敬敬侍立门外等候，等程颐醒来时，已成为“雪人”。杨时回到南方传播程氏理学，上承程颐，下启朱熹，形成独家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典故就生动说明了二程思想的魅力。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二程、范仲淹、朱熹、吕晦等都曾在此讲学。儒家思想在河南丰富发展，不仅延传二千余年，而且超越地域和时代，传扬到世界各地，在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形成了道家学说。道家鼻祖老子是河南鹿邑人，长期在洛阳担任史官，在灵宝函谷关完成了著名的《道德经》，被视为中华的哲学宝典、宗教圣典、文化名典，对西方哲学思想也产生着滋养作用。尼采称赞老子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托尔斯泰说，孔子、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道德经》现已成为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文化名著。比老子晚200年的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集道家思想之大成者庄子是河南民权人，他把道家的人生学说与精神境界推到了顶峰，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的代表作《庄子》阐发的人生智慧直到今天依然充满生机、给人启迪，其中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如螳螂捕蝉、庖丁解牛、庄周梦蝶等等，更是早已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郭沫若说，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庄子的影响下发展的。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既互相分立又互相补充，共同成为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根源和重要思想流派，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形态和精神特质。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曾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丰富了宗教文化。中原是佛教在我国内地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并以此为中心向全国扩散，佛家中的禅宗、天台宗、净土宗、临济宗等祖庭均在河南。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寺院，这里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和第一部汉文佛律《僧祗戒心》，被称为中国“释源”。在佛教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贡献突出、鼎鼎大名的玄奘法师就是河南偃师人，他主持译出的佛教经典占唐代新译佛经总数的一半以上，创立了唐代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南北朝时期建造的著名佛教三大艺术宝库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现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宋时期的开封相国寺成为中外闻名的最大佛教活动中心，被称为“大相国寺天下雄”，是推动佛教信仰大众化的净土宗的祖庭；佛教文化中国化初步完成的标志“禅宗”的祖庭就在嵩山少林寺。同时，中原也是道教传播最早的地方，早在东汉时期在河南北邙山就创立了道教最早的传教点——五斗米道，道教十大洞天之首的王屋山就在河南济源市，登封中岳庙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之一。中原儒、释、道三教和谐共处，堪称文明史上的奇观，少林寺内的“三教合一”碑就是这一境界的有力见证。

 

　　此外，法家、墨家、杂家、名家等创始人或集大成者大多是河南人，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原思想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化成作用是任何其他地域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引领着中华文明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