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上的戊戌政变是杜撰：袁世凯没有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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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没有告密

　　“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逆推法’，因为他的复辟，所以他之前的一切都是坏的，”马教授说，当时谭嗣同确实找到过袁世凯，希望他帮助他们发起政变，但袁世凯是“有密可告”，可是却“没有告”。

　　没有告密的原因，马教授认为有二。首先，当时作为清政府“高干”，他根本就瞧不起这些书生，认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其次，当时的袁世凯正忙于第二天的“谢恩”仪式，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我们不能倒放历史！不能因为政治的需要而撰改历史。”马教授说道。

　　“我们对晚清的历史，要怀有敬意、激情地去看待，要跳出政治形态的圈子，去认识真正的历史！”马教授反复强调着这句话。另外，马教授也认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需要更趋向事实。

怀着敬意和温情回顾历史

　　“我是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一个全新的考虑——怎样让它更合乎历史的真实。”2010年1月13日晚，在西五117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向在场同学重构了晚清的叙事模式。在他“怀着敬意和温情回顾历史，看清被妖魔化的东西”的基本思路地带领下，同学们了解了一些被教科书掩盖的真实史事。

　　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话语权总是掌握在胜者手里，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呈现给人们的1840年以后被“妖魔化”的清政府。马教授说，从洋务运动开始的30年，中国大量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有外国学者称，1891年中国在国际经济体制上的分量甚至比过今天。1883年中法越南战争，中国在战场上打败了法国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将附属国越南让给了法国，也就是所谓的“不败而败”。而到了1894年，针对同样是附属国的朝鲜，中国却敢于对日本说“不”，选择“打”，是因为这期间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国力上升。

　　关于为大家所熟知的、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大大加深的《马关条约》，马教授也有不同的说法。他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赔款是担负得起的，对于割地，台湾是当时中国走私最严重的地方，割让台湾在一定程度上是甩掉了包袱。所以《马关条约》的损失并不大是很，它真正的影响是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的震动，让康有为等人认识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更要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在这批知识分子的煽动下，1898年上演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变革。康有为主观臆断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就策划了一场武装政变，包围慈禧太后，要求其交权于光绪。马教授形容它为“近代版的玄武门兵变”。而这与教科书上的西太后发动政变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

　　当晚，马教授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说到，当下历史学的边界扩大了，历史的功能被无限扩大。他认为历史学最不该宣扬的就是爱国主义，历史学是要告诉人民真历史，在意识形态的背景，历史难免会有被扭曲的解释。

（本文系根据2010年1月13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马勇教授在“重构晚清叙事模式”讲座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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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勇来源：中国社科院网站发布时间：2010年0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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