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

 

　　1962年，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并且警告大家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边，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起来夺取我们的政权。就睡在我们身边是很可怕的，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睡在身边的到底是谁，但是毛泽东是个语言大师，他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各个地方都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赫鲁晓夫是个什么人物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苏联的头头，苏联变修了就跟他有关，他是个大坏蛋。

 

　　哦，整个的这样的局势让我们处在一种极端紧张的兴奋的带有快感的一种斗争状态中，这种斗争状态像斗牛场上关在牛栏里面的牛，像赛马场上关在马厩里的马，那个蹄子在焦躁地刨着，那个眼神是那种焦躁不安的，要等待着冲出去的那一天。就像我刚才念到的那首诗一样——“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他想冲出操场、教室，书桌和课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藩笼。”

 

　　整个学校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对于当时的青少年来说是极其枯燥极其压抑的。不管什么人，他都把青少年作为自己改造、培养、教育的对象，甚至连家长是地主的，他都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一大套革命道理。所以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歌儿唱，没有电影可看，没有自己喜欢的书看，而强迫自己去接受成年人给他的一切。当时的那个样子一个状况下，我想，所有处在当时那样一种状况下的青年学生，今天如果如实地扪心自问，当听最高统帅一声令下，说可以不上学了，你可以上街去了，你可以去北京、上海，去天津，去海南岛，你可以去干你想干的任何事情，你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干，那么，这样的一种痛快淋漓的解放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也是一个运动群众的大师。

 

　　我所在的学校是原来的武大附中，我跟武大有四十多年的渊源关系。我们学校里有很多武大的教职员工和很多著名学者的子女，我们学校的第一次运动，或者说是由此而发轫的文化革命运动，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一号，这个时候高三的学生已经在填志愿了。你们学校的人文学院的前院长、博导郭齐勇先生是高我两届的学长，他们全部都已经在考虑报哪些学校。当时各种动荡外部信息不断地通过广播报纸传到学校里面来，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整个气氛依然是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敌人。这么一批老革命，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老的革命的文人，他们竟然都是坏蛋，他们居然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青少年心中的这样的一种参与到社会斗争当中去的热情被点燃了。那天的运动非常偶然，有同学到储藏室去拿东西，突然间发现了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种开大会用的，放在主席台上的，就放在那个体育器械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可能有一段时间没用了，上面有一点灰尘，一个同学马上大叫起来了，说我们学校的领导是修正主义分子，他把我们伟大领袖放在这样阴暗肮脏的地方，浑身蒙满了灰尘。他这一呼一闹，很多同学也都跟着动感情了，你不动感情还不行，就说明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来，一边抬着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游行，围着操场打转转，就那么开始把矛头对准校长校党支部。

 

　　从六月一号的这次偶然的革命行动开始，我们这些高三的学长们就没有上过课了，一直到十年以后。所以，当这些人以后顺应着某种主流话语，说四人帮夺去了我们受教育的权力，我笑着说，是你们自己掺乎到当中去，那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出来，王洪文还在上海什么工厂做他的保卫干事，其他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还没有帮起来。我说你们自己当时愿意这样子，我说我当时也愿意这样，我们那时不想上学了，认为学校的这种严酷的教育，这种极端无味的与青春欲望冲突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少学生愿意再把学上下去了。

 

　　紧接着一来，可以上街了，可以去破四旧了。破四旧也很痛快啊，到街上去一看，哪一个牌匾是封资修的，把它卸下来一砸。而且那个时候，党中央和最高领袖给予了学生前所未有的权力，几个社论一下来，那学生就是像——打个比方，就像希特勒的冲锋队，到哪儿都得听他的，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包括干部，包括警察，包括那些工人老大哥，都是唯唯诺诺服服帖帖，你要说到一个工厂去，说你这个地方得放毛主席像！厂长都得出来给你赔不是，说马上放，马上放。所以当时学生的那种感觉，从十多年来被管教的一种角色，突然变成“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样的一种感觉确实非常痛快。

 

　　然后，可以串联了。那个时代，市民的孩子，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的孩子，是没有出去旅游的条件的，当时收入都不高，承担不起交通费用，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我暑假要到北京去一下，我寒假要到上海去一下，很少。我估计我们班呢，四十几个同学，没事出过省的，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一般的人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花上十几块钱到北京玩一趟。现在，突然让他放飞，可以去任何地方，特别是去见他们最神圣的领袖毛泽东。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后来人是无法想象的。我想在今后怕是永远不会再发生了。这样的一种苦难一种激越，让数千万的学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最高峰的体验，第一个体验就是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拥挤的火车。我记得我去北京是稍晚一点，1966年10月31日晚出发，而当时因为出发的列车站点比较多，我们从武昌走到汉阳火车站，上车以后我发现，我的一只脚没有地方放。（大笑）当你往下踩，都是人家的脚背或脚后跟儿。那么我所站住的地方，就是我一只脚的地方，就那么一二十公分，当你这只脚站累的时候，你趴在人家肩膀上，把这只脚拔出来，然后另一只脚再放进去。（大笑）哦，基本上，全列车都是这样。卫生间里，有一次我数了一下，挤了上十个人。（大笑）行李架上都是人，那么窄小的一点地方，人头尾相接一溜排满，那可是最好的卧铺。原来的行李架就是几个钢筋上面拉了几根绳子。然后呢，硬座的底下是可以躺两三个人的，但必须蜷着腿。最绝的是在硬座的背上可以躺一个人，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在扁担上面睡觉，它比扁担还要困难，因为扁担还有长度，它的长度不够扁担那么长。但是大伙一点也不怕苦。我去北京时站了二天三夜，这其中有的女生一路上没有上厕所，有的女生下了火车以后鞋脱不下来，裤子脱不下来，下边都肿了。但就是这样，依然前仆后继，一批一批地往北京跑。

 

　　到了北京以后，见了毛主席，逛了颐和园，看了北大清华，也都满足了。然后有的人就继续往延安，往井冈山，往青岛，往内蒙，往很多革命的根据地或者不革命的风景区去逛去了。这个时候，青春的这种能量的散发到了一种极致，再苦再累再饿，大伙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而且当时还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出了门就可以一分钱不花，你到哪儿去都是免费的。到了北京，马上有人接待，毛主席的客人来了，非常热情，然后每人发个乘车证，每人发饭卡，对于有些原来家境比较困难的人，在北京的时候可能是他吃得比较好的十几天，早上有两个大馒头，一个咸菜疙瘩，一个煮鸡蛋。中午，你如果回来，有一碗面，晚上也是一碗面，还带一点儿荤的。那么这样的生活确实是一种乌托邦的生活。有的人在全国转了一圈以后，身上带的5块钱一分钱没花，反倒还多出来10块钱，有的接待站可以借钱的。拿个学生证登记一下就行。回去以后再还。于是有些人就带了10块钱回来。有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就靠这10块钱过了好几个月。

 

　　这样的一种状况下，这一代年轻人，他开始体验很多新的东西，包括男女之情。我知道很多在禁欲主义教育下一辈子没有跟女生正眼看过的男生，他的初恋就发生在串连的路上。她就是自己隔壁的，同座的，或一个车厢的女孩。因为那时候没谁管得了他们，他们是革命小将。这让我想起来老革命们在打下了一个城池之后，特别让部下给自己招妓，或者是看中了哪一个女下属，就把她调过来做自己的老婆。那么我想，在革命初期的革命小将身上，也看到了革命前辈的这种风采。（笑声）当时，我记得好几个同学回来以后都说，这次令自己最难忘的，第一个是见到了毛主席，第二个是接近了某某女生，然后还留了她的地址，还在通信。当然那些信现在看来都很可笑，前面是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一句谈恋爱的话。在那个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跟一个异性写信已经是石破天惊了。所以说，这样的革命谁不喜欢呢？

 

　　这样的革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可以夺权了。按照党中央社论的说法，一批本原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闯将，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接受了锻炼，成了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然后给了他们极大的权力——你们是可以揪斗人的。我从北京串连回来碰到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在路上匆匆忙忙地撞上，我说干吗？他说，我们到广州去揪陶铸。陶铸是谁？是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说这话就像去抓一个小偷一样：“我到广州去揪陶铸去了。”确实还揪到了，因为陶铸在武汉工作过。

 

　　这样的一种气概，这样的一种权力，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都从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和延安、和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可以找到一些对应。在这一点上，我想所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所有做过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错事坏事甚至恶事的人，每个人都不能够用一种大而化之的道理原谅自己。但是我们如果往深处追究，这样的一批人，它是国家机器造就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国家的机器在八九之后造就了另外一批人，这样的一批人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是维护稳定的力量，在很长时间以后呢，很可能是掘墓人。我想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往事以后呢，我把文革经历的几个阶段跟大家做一个粗略的这么一个介绍，希望大家有一个印象，如果以后还有兴趣，可以自己找资料看，尽管现在找资料不是特别方便，但网络上还是非常多。

 

　　没有人能够逃得开一个发生过的历史，除非这个历史被我们已经整理得非常干净，被我们认识得非常深刻，已经被我们解决了它所有的问题，要不然，这个历史会永远跟着我们一直到多少代以后，还会跟着我们。

 

　　文革是1966年5月16号，就是刚才片子里的5·16通知。这个通知透露了一个信息，只是这个信息在当时没有被很多人很快地理解——这句话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说的，当时在报上没有点明，但是会读报的人从那样的语言、气势，很快就读出它背后的人物。（朗读：）“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是5·16通知的核心部分。

 

　　5·16通知发出以后，我们省，最先抛出来的几个人，其中重量级的就是武大的老校长李达。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说过的举手给我看看，好吧？不错，不错。最近的时代周报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对于李达的经历，对于李达最后的死，我不知道大伙知道多少，对于造成李达这样悲剧的具体的人和事，大家又知道多少？因为文革以后，因为许多难于启齿的原因，因为某些人依然在台上，他们把当初自己做过的坏事打一个包，都扔到四人帮那去了，这些人就永远躲在四人帮那个大包袱的背后。当时可以说，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武大所有的党政工人员和教职员工包括李达的秘书，都参与了对李达的迫害。李达是6月初被揪出来的，6月初就是我们学校开始闹腾起来的时候。当时听说李达被揪出来了，就我的观察和记忆，没有一个人为李达说话。因为当时认为，凡是被我们党揪出来的没有好人，因为我们党数十年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的反党集团事件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解放初期的高饶反党集团到彭德怀反党集团，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四清下台干部，我们所有的整过的干部被揪出来，都是英明的，正确的。所以李达和副校长朱劭天，党委书记何定华三个人被揪出来，凑成一个武大的三家村的时候，李达他们三个人的这种最悲惨的命运就开始了。

 

　　当时到武大来看李达大字报比现在每年看樱花要热闹得多，而且是成群结队地敲锣打鼓地声援武大的革命师生揪出武大的三家村。武大的很多革命的师生，现场做讲解，有的时候还动员工人农民来。我看过上个星期的《时代周报》上一篇采访关于李达最后的日子报道上说，有个农民来了以后，拿个锄头就要砍死李达，就说李达这个家伙反对毛主席（笑），这是当时的一种阶级感情。还有的人就坐在他家不走，训他，骂他，学校把高音喇叭安在他的房顶上，一天24小时，一个多月之后，李达就被折腾死了。

 

　　这个是文革初期，由各级政府精心策划抛出来的一批，他们定的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括我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淳，因为他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还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当时的一些文艺界的领导。这段时间，是一次有组织的政府行为，或是一次权力内部的一次行为。刚才的那个片子我想纠正二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卞仲芸的丈夫，王老先生，他说“当时造反派进来”，我想说这个概念错了，一个概念用错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冤枉一大批人，也会开脱一大批人。当时揪出李达的，不是造反派——那个时候，武汉还没有诞生造反派——而恰恰是执掌大权的当权派，数月之后，因对待是否要造省委市委的反，才产生了文革中著名的两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跟随执政当局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大多数都成了都成为保守派。你们看，光是这两三个月之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复杂，漫长的十多年，几乎是千丝万缕一团乱麻，不面对，不清理，就会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这也许正是有些人乐于见到的。但是，历史常常是此一时，彼一时，会不会在某个时候，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呢？文革中几次翻烧饼，昨天还在台上，今天就进牛棚，上台的人也强加之罪不让申辩，这样的苦果，许多人其实是尝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