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交现代化：清末“华夏中心论”破灭

作者：雷颐来源：《经济观察报》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2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导读】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总共70年时间里，清政府从“华夷秩序”向“现代国际体系”的转轨这一步就走了整整60年。而且，每一步都非常被动，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经的天朝上国

中国不“中”

“天圆地方”，是中国传统的地理概念，而且，这种观念不仅是“地理”的，更是“伦理”的，中国位居中央，以“华夏”对“四方之夷”。鸦片战争失败后，天圆地方、中国居中的传统观念也随着现代地理学的传入开始一点点坍塌。

其实，早在明朝中后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已将“地圆”的现代地理学介绍进来。1602年，利玛窦（Ricci，Matteo）绘成的《坤舆万国全图》刊行。在这些地图中，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有关五大洲的知识，第一次将16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介绍到了中国，介绍了“地圆说”。但他知道“中国中心”观根深蒂固，因此对图做了某种修改，科学史研究者樊洪业先生在《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一书中说：“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他把地图上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转移，在地图左右两端各留下一条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图的中央。”尽管如此，“地圆说”仍受到激烈批判，被目为邪说惑众。当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BenoistMichael）在1773年向乾隆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时，大儒阮元严批这种理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在此压力下，现代地理学的传播非常有限。

鸦片战争后，开始有少数先进之士“睁眼看世界”，从“悉夷”的角度了解、介绍世界。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1839年4月，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曾拟就给英国国王的照会一件，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停止，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允许外贸是“天朝”对英国的恩惠：“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照会中还屡称英王对天朝“恭顺”。照会还提出“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这个当时中国人的普遍看法，如果中国停止出口，则“夷人何以为生”，所以夷人应感谢天朝的恩德。照会最后说：“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

1839年9月初，“虎门销烟”已近三月。三个月来，由于英方不甘就此停止贩卖鸦片，中英矛盾日益尖锐，武装冲突一触即发。林则徐身处“第一线”，对此感受更深，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不过，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衔给道光帝上折，对有可能发生的“边衅”，颇为乐观地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取胜，其主要原因是：“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近一年后，1840年8月初，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已经两月，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一直在广东紧张备战的林则徐忧心如焚，再次上折，为收复定海出谋划策。他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收复定海。但他的主要理由仍是英军仅持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

看来，在相当长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复起”这一点深信不疑。之所以会有“英夷”腿不能屈竟至“一仆不能复起”之说，乃源于乾隆年间年英使马戛而尼来华不愿向乾隆皇帝行跪拜之礼，对不向皇帝下跪确实难以理解。于是有传言这些“英夷”不是“不愿”向中国皇帝下跪，而是因为他们膝盖压根就不会弯曲所以“不能”下跪。此说流传甚广，林则徐亦明显受此影响。在同代人、尤其是在同时代官员中，林则徐确是对“外面的世界”最为了解之人，倘不能不受此影响，适足说明举国上下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过，林则徐毕竟识见过人，认为“英夷”腿不能弯曲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因其“浑身裹缠”、“腿足裹缠”所致。

不过，他毕竟深感对外了解不多，迫切需要了解外情，所以南下时就带一位在“理藩院”任事、曾在印度受过教育因此会英文的老人随行。到广州后，他又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澳门教会学校学生招入己幕，在行辕翻译西方书报，了解“夷情”。今天看来，这是最正常之举，但在当时却饱受非议。因为那些人的职业如洋行买办、引水、通事等在当时是为人不耻的卑微行当，社会地位极低；尤其是他们不是曾经学过“夷文”就是曾经“事夷”，在当时几被目为“汉奸”。堂堂钦差竟将这等人招至幕中，确难为世人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林则徐还直接与“夷人”打交道，1839年6月17日在虎门接见了美国传教士卑治文（Brice,CalvinStuart），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特别提到想得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Robert）所编《华英字典》。这更是突破“夷夏之防”的惊世骇俗之举。

与“夷”接触越多，越感对其了解不够。林则徐从招人翻译《澳门新闻纸》、《新加坡新闻纸》以探悉夷情、着重了解鸦片生产、销售、西方对中国禁烟的反应起，对外部世界的更广的历史、地理、制造等各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或许，他已隐约感觉到这比鸦片更重要。他令人将1836年英国出版的曾任东印度公司长住广州的“大班”德庇时（Davis,SirJohnFrancis）所著《中国人》译成中文，名为《华事夷言》，成为了解“夷情”的重要文献。

使人更为诧异而且今天更应该重视的是，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在1839年7月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滑达尔（Vattel，Emericide）的国际法著作《各国律例》（LawofNations）的选译。虽然他仍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从对夷斗争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角度翻译、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注意到“国际规则”的开始，意义委实重大。

1839年底，林则徐又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HughMurray）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Ency-clopaediaofGeography），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并试图“师夷”仿造。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1842）出版。一些有关外夷的书，也在这一阶段出版，如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6年）、姚莹的《康輶纪行》（1846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48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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