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的“追尾“说：中国历史能否走出死循环？

作者：章立凡杨政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发布时间：2012年02月18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2011年6月，七君子后人在苏州女子监狱旧址合影

2009年10月与同学史铁生（右）插友阿城（中）

风暴下的心灵早熟

1977年6月13日，北京医院地下室，备受折磨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章乃器辞世。

或许是父子间的心灵感应，“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的章立凡，梦见父亲“熟睡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担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3张白纸，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张，上面竟一个字也没有”。后来，母亲到监狱探视章立凡，印证了这一噩耗。

章乃器，1957年与章伯钧、储安平和罗隆基并列为中国“四大右派”，毛泽东甚至把他与章伯钧、罗隆基“钦定”为右派的3个“老祖宗”。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在社论发表前10天，《新闻日报》刊登了《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一文，署名小雅，对章乃器进行了批判，不过，那时还称章乃器先生。10天后，站队-树敌-“打落水狗”，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

此时的“右派儿子”章立凡年仅7岁，但也需要站队。组织上找他母亲表态，“当时我父母已经分居，组织找她表态，她不得不表。我那时候也被要求表态。”

母亲事先教给他几句话，让他在会上说。上台后，他讲了那几句，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和他划清界限。台下掌声雷鸣。下台后，有人和他热烈握手——这人叫吴大琨。

1930年代，吴大琨曾做过章乃器的秘书。“当时吴是一个青年，我后来在上海档案馆查到他给我父亲的信，内容是表示仰慕之情，希望能够在我父亲的提携和指导下，为抗日救国做点贡献，我父亲就把他留在身边。”“七君子事件”发生时，章乃器被捕，吴大琨是在场的见证人。

后来，吴大琨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57年“反右”和1960年代章乃器对大跃进提出批评的时候，他都是作为“正面”的一方来批判和反驳章乃器的，“但晚年时，他又提出来应该给章乃器平反。”对于吴的无情转向与人性回归，章立凡无限感慨。

1957年，章乃器流露出对工商业改造后效率反不如前的忧虑，担心“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吴大坤批评说，章乃器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

民建和工商联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对章乃器进行了批判。当时的章乃器在这两个地方都还是副主委。座谈会上，很多人都是章乃器的老朋友，包括章的前妻胡子婴都去了。“他们都发了言，在那个大背景下，你必须批判。”

“反右”时，胡子婴发表过两篇文章揭发章乃器。章立凡曾在父亲的个人档案中，查到不少父亲和胡子婴早年恋爱时缠绵悱恻的情书，“多年的政治变迁，最终留下的惟有伤害。”

实际上，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冲击来临之前的章立凡，年幼时也特别崇拜工农兵。凡是在画上、在媒体上可以看到的东西——从大胡子马恩老爷爷，到小胡子列宁、斯大林同志，他都觉得很有亲切感。但革命与斗争，亲人、朋友、同事反目、彼此揭发，给幼小的他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和记忆。

由于过早体验到政治对家庭的冲击，章立凡对自己包裹得很严。他从小接触了大量社会名流，但从不对同学提起家中的事情。“反右这件事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在政治上早熟，我很早就知道保护自己；一是开始对时事有兴趣，那时候我识字不多，却已很主动地找报纸看。我觉得这些不是正常社会形态下儿童应有的习惯，但那时我就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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