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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红色小说背后的真相
《暴风骤雨》纪念馆位于尚志市以东30公里处的元宝镇元宝村
“扛着镢头去刨啊。”这个当时在某地任职的老干部感叹：“农民起来拼命的话，我就怕，我怕惹大祸，你要让他起来，又怕他出事，难。”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老人们也回忆起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传递出打骂声和求救声。
“按政策要求不可以随便打人。”于洋说，当时，他这样的年轻小伙子，最愿意组织民兵在晚上把某人抓来突击审一下，有时候地主、富农耍点圆滑，“打了也就打了”。
在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中，他并没写下这些。而人们关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记忆也并不多。不过，有人回忆说，周立波有时候会对别人的提议简单地表个态：XX吧，可以斗。
浮财
至今，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那些从父辈起就没有奢望拥有自己土地的人，如今按照成分，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
在这个老百姓嘴里被称为“分浮财”的过程里，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他们的人。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儿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老丁太太参与了商量批斗目标的会议，通常是在晚上。开完会，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一群人在屋子里坐到鸡叫，开门到那户人家，“把东西哗啦哗啦都搬理事会去了”。
对于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人们热情高涨——有时候，这高涨的热情也会危及一些生活本不宽裕的中农家庭。如果有哪个村的“砍挖运动”不彻底，其他村的人也可以去挖出来，“谁挖归谁”，这被老人们称为“扫堂子运动”。于是，那时候，赶着大车，赶着爬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郭全海带着村民们欢天喜地分马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分了“一匹马的马腿”，有人分到一口缸。高凤桐则分到了一床破褥子。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当他们展览没收的绣花鞋时，农民们感叹“见都没见过”。而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农民的感情，谁在跟前谁掉眼泪。”这名工作队员回忆时动了感情，他记得，当把地主小孩衣服套到穷人家光着屁股的孩子身上时，大人说：“赶快给毛主席鞠个躬去。”
纪念
2005年春天，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开始接待游人。村里的干部说，这里接待了第一个派出的土改工作队，纪念馆可以让大家重温这段历史，当然，也可以开发成红色旅游景点。
收集“古董”的过程并不容易。经过挨家挨户的动员和搜集，某户人家的筛子架和高凤桐家的硬木桌子，都被作为珍贵的历史物品摆放在这里。
最显眼的，则是用《暴风骤雨》宣传了这场运动的周立波的塑像。当小学生排着队进来参观时，他们看到了周立波笔下的人物：有“恶霸地主和伪镇长”韩老六，也有郭长兴、刘福德和高凤桐的介绍。
展板里简略地介绍，并不能涵盖这些人的一生。运动中，郭长兴成为农会会长。后来，他做起了螺丝店生意，很兴旺。
在土改前，高凤桐家人被土匪抢劫，家产一扫而空，结果却因祸得福，被划成贫农。不过，他的姐姐和姐夫，则在运动中丧生。
刘福德则已经要靠轮椅才能出门。他做过伪满洲国的职员，后来当了老师，但经历过一次次运动，却从没被揪出来批判。站在人生的尽头，他这样总结：“我感到我这一生中啊，也算挺幸运。”
单从街道上来看，时间并没有在元宝村留下什么永恒的纪念。宽敞的瓦房和木棍拼起的栅栏符合一个东北村庄的特有气质。但村口那个显得有些不协调的巨大门楼，和“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题字，则不时提醒着人们它的辉煌过往。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
打那时起，时间已经不紧不慢地过去了六十多年。“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200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刘福德语气缓慢地对着镜头说：“那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必然要伤人的。”
【文/张伟（资深媒体人） 主持人/郑琼（独立纪录片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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