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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阶级：辉煌过后的中国工人们
影片《钢的琴》宣传照
放映厅里只坐着4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月的一个晚上，吴晓波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500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8000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7月7日，电影里那架用钢制成的钢琴被装进了一辆蓝色的大卡车中，离开拍摄地鞍山，来到北京。在导演张猛看来，比起那些能映出优美倒影、黑白相间的钢琴来，这架“钢的琴”显得“笨拙又束手无策”。
就在两个多月的拍摄工作完成后，这个庞然大物开始生锈，然而“琴虽锈了，记忆没锈”。与钢铁有关的岁月，是这个36岁的导演生命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他出生在铁岭的一个工厂大院，家族里有7个人曾分别在辽钢和铁西铸造厂工作过。
张猛举家搬到沈阳后，钢铁仍一度在这个城市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宁曾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沈阳发育得最为完备。一条铁路标识着沈阳普通生活区和工厂区的界限，铁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铁西区。苏联援建的“156工程”，铁西占了3家。
张猛还记得，铁西区里工厂连成一排，烟囱林立。他甚至听说，无论人们从哪个方向进入沈阳，都会看到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这3座高达百米的烟囱是“回家”的标志，简直成了“沈阳的地标”。
电影中，也有两根突兀的烟囱不断在画面中出现。工人们生怕它被毁掉，恨不得将那里改建成“蹦极的场所”。可是这群人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好，烟囱最终还是被爆破了。现实中的沈阳，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也于2004年被拆除。
苏联“老大哥”援建的不仅是大型工厂，还包括大片的苏式工人村。张猛记得，在那些砖红色外墙的3层小楼周边，配套建设有学校、电影院、照相馆、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园，“那时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
在张猛的记忆中，铁西区工人的好时光大概从1985年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一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人们普遍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视作最早出现下岗职工问题的时间点，为了提高效率，国企开始着手将冗余人员从原有的岗位撤换掉。曾经一家几代人接班上岗的工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手里的“铁饭碗”也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人夺走。
2002年，铁西区已经变为下岗问题的“重灾区”。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前往铁西对下岗工人进行调研，至今他还记得，一种平静得近乎麻木的情绪包裹着那里，人们很少控诉，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里遇到了一个每天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带回家的中年人，当被问及自己的单位时，那人用一种极其平和的语气替工厂开脱：“厂子原来很辉煌，但是现在亏损很多年了。国家很困难，我们也理解。”
这个带着一兜白菜帮子悄悄离去的背影，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孤本。
尽管那时大部分下岗职工的“吃饭”等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家庭收支也属平衡，但学者们更倾向于将这种平衡称为一种“脆弱的平衡”。子女上大学的学费、一场疾病、甚至食品价格的上涨都可能成为压垮这种“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夫妻几乎同时下岗，儿子正在读初中，仅仅维持基本的温饱也成了大难题，每一笔额外的开支都可能让这个家庭彻底陷入贫困。一天，儿子告诉父母，学校即将召开运动会，按照老师的要求，他得穿一双运动鞋。可这个家就连买一双新鞋的钱也凑不出来。吃饭时，妻子不断抱怨着丈夫没本事。丈夫埋头吃饭，沉默不语，可妻子仍旧埋怨着。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这是吴晓波在调研时听说的一个真实故事。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给他讲故事的那张面孔，“无悲无伤，苦难被深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他仍然有时会在梦中再次遭遇这些故事和面孔，“浑身颤栗不已”。
我们还是需要把那个时代拿回来，摊到人们面前
《钢的琴》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高耸但随时可能被炸掉的烟囱、被遗弃的工厂和萧条的生活区是那些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难以抹去的集体回忆。
可张猛却发现，总会有观众来问他有关电影的细节，“那时的啤酒长那个样子？那个年代也有宝马吗？”坐在沈阳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厅里，这个电影人无奈地笑了，“其实那个时代距离今天真的没多远，只有10年而已。”
他明白，镜头里这些下岗工人曾经密布在自己的周围，可是如今，他们“早已不是生活的主流了”。这个“总喜欢把生活拿回来再想一想”的电影人一脸疲倦地解释着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还是需要把那个时代拿回来，摊到人们面前。下岗工人不应该就这样被遗忘掉，或是继续失落下去。”
200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者前往辽宁、吉林省就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进行调研，郭于华教授是其中一员。今天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仍然记得笼罩在工厂区里那种“无望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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