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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阶级：辉煌过后的中国工人们
只有少数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做回了老本行。上个世纪90年代，张猛在老家铁岭发现了一个钢材市场。在这个不大的市场中，各个工种的下岗工人分别开起了小摊子，车、钳、铣、铆、钉、焊，一个摊子就像一个车间，你所能想到的工厂里该有的一切，这里都有。
这就是《钢的琴》最初的灵感来源。这些“独立手工作坊”将下岗的工人们聚集起来，他们想要回到集体中去，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别样的链条式工厂”。
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看啊
就连常年居住在沈阳的张猛也说不清，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曾经被戏称为“一座城市两层皮”的重工业城市，都市化进程几乎已经完成。在铁西区，房地产商将极具诱惑力的句子写在巨大的广告板上，希望为尊贵的客户“启幕一场格调生活”。
尽管这里宽阔的马路仍然有着“建设”、“保工”、“卫工”一类的名字，但当汽车驶入这个曾经在国家战略中占据显赫位置的重工业区时，烟囱大多已经不见了，厂区原有的景象包括运送煤炭的火车也在逐渐减少。
这里是铁西区，房地产商人的新宠。地铁站和大型家居商场“宜家”成为了这个老区的新主题。曾经的机床厂、制药厂、纺织厂、鼓风机厂已经变为“巴塞罗那晶座”等名字里满是欧洲风情的崭新楼盘。
张猛发现，“铁西现在和所有的城市都一样”。他在这里甚至找不到拍《钢的琴》所需要的一座工厂，最后不得不前往鞍山红旗拖拉机厂。
在一处已被废弃近10年的车间里，女主角秦海璐感觉自己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厚厚的灰，踩上去松松软软的，每个车间里都长出了树，老高老高的，有的树竟然还开了花”。
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不少在岗工人。摄制组在市区取景期间，有一次挡住了工人回家的路，双方起了肢体冲突。“这个傻×，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他妈看啊！”当时工人们这么骂道。
但还是有很多曾经在厂区里度过童年的人能从《钢的琴》中找到共鸣。电影中饰演专职混混“胖头”的刘谦，实际是个1982年出生的年轻人，他的母亲是一名工人，工厂的院子曾是他童年时最好的游乐场，“地上好多废铁，杂草丛生，我们爬到树上去摘果子，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吃”。
秦海璐在营口的国营氧气厂长大。母亲值夜班的时候，工友们会轮流哄着她睡觉，如果没人陪，她的哭声就会“震惊整个厂区宿舍”。直到今天，厂区留给秦海璐的记忆仍然鲜明，进入厂门的那条大道笔直宽阔。就在她家附近，氧气包堆成了小山，她和小伙伴们喜欢在空氧气瓶上踩来踩去。
一个工人的儿子看过电影后甚至想起，自己曾经多么地“迷恋机油味”。北京的一个记者，母亲曾是北京医用压缩机厂的工人，年幼的她常常在厂子里烧酒精炉，还在地里挖鬼子姜，带回家制成咸菜。
这样的生活大概在1998年前后就结束了。当《钢的琴》放映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那个年轻的记者忍不住哭了出来，“看到他们开始做钢琴那种专注的神情、熟练的动作，完全变成了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们现在的生活中已经很少能获得这种尊严了。这样的劳动他们以前重复过千百次，但这是最后一次了，他们可以造出一架钢的琴，可却再也造不出那个辉煌的过去了。”
然而相比之下，那些曾经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工厂的中年人们，却显得平静许多。
老杨现在是沈阳铸造博物馆的一名保安。这个始建于1939年的大厂曾是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年产量达38500吨。2007年，铸造厂浇铸完最后一炉铁水，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的第一车间被保留下来成为铸造博物馆。
30多年前，老杨接父亲的班进入工厂，成为开车床的一把好手。2002年，他下岗了。如今他的工作十分简单——看守着这个博物馆，并提醒路过的游客，2013年以前这里并不接受参观。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业，进厂不就是要大干一番事业嘛。”回忆当时的情景，老杨搓着手，表情显得很平静。他没什么怨言，“咱们对这个社会不懂啊”。
工厂向他提出，用每年500元的价格买断工龄。老杨不想轻易地取走这笔钱，工厂的人对他说，“你都给厂子贡献20多年了，要是不拿，白贡献了。”
听完这话，老杨拿走了用20多年工龄换回的1万多元钱，从此“流向了社会”。
当听说有一部电影以下岗工人为主角时，他嘿嘿笑了，表示自己并不会去看，“实在太忙了”。
工人们往往不再愿意提起这段长达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工厂生活。刘谦的母亲曾经在军工厂工作，在看过《钢的琴》后，她并没有对这部电影做出什么评价。平时在家里，她常常和儿子说起短暂的下乡生活，可年头要近得多的工厂里曾经发生的事情，就像被她从记忆里轻轻抹去了。
我们走得太快，是时候该停下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了
在沈阳林立的高楼中，飞驰而过的出租车很有可能错过低矮的工人村。铁西区赞工街的一栋住宅已经被改为“工人村生活馆”，布置还原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工人家庭在这里的生活。一个下午，这个冷清的展馆只接待了三名游客。
马路对面是如今仍有居民的工人村。一些楼已经被重新粉刷，但仍有一栋楼墙体残破不堪，在顶楼又被砌上了第四层、第五层。
这里的几个住户不大愿意谈论过去，“还不就那样，生活总得向前看。”可一个20多年前从菏泽来到这里的三轮车师傅却记得，那时，“这里光跳楼就死了七八个。”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指向不远处，“喏，那边的楼上跳下来过一个老太太，砰一声，我亲眼见的。”
在他手指的方向，那栋楼早就已经被拆迁了。
吴晓波提醒道，这几代曾经创造过“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的工人，在2004年以后就很少被提及。那一年，国资委成立，产权改革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而下岗工人的问题也在被慢慢稀释，没有解决的“该自己承受的也承受掉了”。
事实是，尽管下岗工人其后大多在社会上找到了新的位置，可从他们身上折射的问题却无法一同离去。在吴晓波看来，中国的改革还在继续推进，“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正本清源，在法理和伦理角度进行反思，那么未来的改革仍将以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
而一直在感叹“时代发展太快”的导演张猛，只是想重现这段辉煌过后的没落生活，“毕竟，人不能没回忆，回忆不能没物件儿，工厂的故事不能最后光剩几张破照片镶进相框，摆在家里。”
但是，这部描摹昔日东北的电影，终究未能在沈阳引起太多关注。“这是一部挽歌一样的片子，现在的沈阳还在快速发展，快到他们甚至还来不及停下来看看自己。”张猛说。
然后他皱起了眉头：“我们今天走得太快了，眼下，是时候该停停自己的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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