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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英雄反腐”引热议：寓教于乐还是花拳绣腿
梁山县反腐
山东省梁山县建成了国内首个“水浒特色”廉政教育基地。据《人民日报》报道，当地水浒文化研究专家进行整理，形成了水浒反腐“十八招”，即18个经典故事，包括：除暴安良、威武不屈、抱打不平、伸张正义、倡树正义、勇于抗争、以身作则等。该基地投资25万元，建设面积300余平方米。
借水浒英雄反腐，教育形式无疑新颖。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一千多年前的江湖文化，还能否在现代社会发挥反腐作用？
反对
可促进旅游难见反腐意义
108个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个个脍炙人口，且大都与对腐败的不屈有着密切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好的故事就一定能成为当下好的反腐教材，能成为领导干部争相学习仿效的对象。
众所周知，水浒英雄的群体性反腐，无一例外出于“路见不平一声吼”式的行侠仗义。在腐败丛生的封建朝代，个人英雄主义的勃兴，本身就是社会腐败的广度与深度的双重写照，同时也是公众渴望借此轰开腐败坚固壁垒的艺术出口。放眼时下，反腐的釜底抽薪之举，显然不能寄望于个人英雄主义的一再辈出，而应回归于法制轨道，由此才可能构建反腐长效机制。从这一层面上讲，如果今天我们依旧渴望或迷恋个别反腐英雄，这与制度性反腐又何尝不是愈行愈远？
提起反腐，教育总是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为了搞好反腐教育，一些地方一些行业费尽心思，有的不惜斥重资，建立种种供参观学习的场所；有的甚至把反腐教育推向孩子，正所谓从孩子抓起；那些落马高官声泪俱下念忏悔书时，放松教育也常常成为首要原因。种种现象指向近乎一致，即反腐教育搞好了，思想根基就牢了，腐败就难以入侵。
反腐教育真有如此神奇疗效吗？未必！“五毒书记”张二江、天津市原检察长李宝金、因“香艳日记”闻名全国的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原局长韩峰等都是例证。就拿《水浒》做反腐教育一事来看，再如何深挖和牵强附会的拔高其反腐教育意义，除了对当地旅游产业可能有一定促进作用外，对反腐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学习借鉴意义。并非否认对反腐教育应予重视，但更应重视的是反腐的法制化，即提高反腐效率，让事实说话，毕竟事实才是最好的教材。（陈斌）
支持
寓教于乐寓学于乐
山东省梁山县借“水浒”搞反腐教育，在我看来未尝不可。
首先，借“水浒”搞反腐教育内容具有亲民性。山东省梁山县作为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水浒传》故事的核心发源地，水浒文化底蕴丰富，山东省梁山县的党员干部对“水浒”中的故事、人物、内容等耳熟能详，对他们来说备感亲切。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党员干部对“水浒”文化感兴趣，他们才会愿意参观、主动学习，并对照自己从思想上进行深刻剖析，会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
其次，借“水浒”搞反腐教育形式新颖。反腐教育需要不断进行形式创新，不可能一成不变，山东省梁山县从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挖掘出适合新时代要求、体现新时代特色的“反腐文化”教育党员干部，培养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怀，是一种可贵的创新。
有人以为，这种教育形式缺乏“严肃性”，是一种牵强附会，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做，“水浒”这一传统文化更不是为反腐倡廉教育定身打造的，梁山借“水浒”搞反腐教育是寓教于乐、寓学于乐，如果这是一种牵强附会，所有的“古为今用”都是一种牵强附会。还有人以为，这样做与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混为一谈，有点不“靠谱”，这有点杞人忧天了，对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党员干部难道不知道“今夕是何年”？分不清封建社会伦理观点与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借“水浒”搞反腐教育只是一种探索和尝试，我们不能一味捧场，也不能一味棒喝，冷静对待地方反腐倡廉教育的可贵创新。（蔡毅）
评判
不如制度反腐威力大
借梁山好汉吓唬贪官污吏，缘于《水浒传》里所弘扬的“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快意恩仇”。“快意恩仇”虽有正义的一面，但有悖时代精神和法制伦理。贪官该不该杀，不是公民的个体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说了算。反观梁山好汉，无一不是个人意志的过度宣泄，如果用这种方式反腐，则无异于“暴力反腐”。事实证明，个体行为上的“暴力反腐”非但吓不住贪官污吏，反而还会加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昔日贪官污吏横行，根子在于法制不彰和制度缺陷。可江湖“快意恩仇”和道德暴力显然不是提振法制和修复制度的良药。作家鲍鹏山对“新说水浒”曾有这样一段评说：“要用一个好的制度去保护人们的道德，而不是要人民用个人道德去保护有缺陷的制度。道德教化不可怕，可怕的是用人的道德去填平制度的缺陷。”放眼现实，近年各地反腐新招倍出，比如广东龙门的“廉洁操”、莞城培训“贤内助”、安徽铜陵公选“廉内助”等，这些新招之所以收效甚微，有的甚至沦为笑柄，正是因为偏离了“制度反腐”的命根。
由是观之，昔日梁山好汉的威慑力，远不如“制度反腐”威力之大。因为真正的威力不在“杀贪官”，而在于贪官贪腐之前能够有效地遏制权力，能否用制度规范、分解、监督、制约权力，能否让他们产生制度敬畏感。借梁山好汉吓唬贪官污吏，其实是“制度反腐”不力的现实焦虑，这种焦虑恰恰提醒我们，威慑贪官的最大利器还是“制度”。（李继彦）
观察
借江湖文化反腐不合时宜
《水浒传》中的一切故事，都是在江湖文化的语境中展开的。在法制社会的语境中，拿江湖文化中的廉政故事教育后人，恐怕牛唇不对马嘴。梁山泊的口号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江湖社会与庙堂社会在政治上敌对、在价值观上相融的关系看，梁山英雄反腐败的逻辑是错乱的。以宋江为例，此人享有“及时雨”的美誉，在于他仗义疏财。但宋江毕竟是个押司，自己每月薪水不过三五两纹银。他挥霍金钱笼络人心，目的在于直接经手办案，灰色收入甚为可观。不义之财不仅可以用以包二奶——导致宋江政治立场和人生轨迹不得不发生逆转的阎婆惜，还成就了宋江在江湖上的美名。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以反腐败为旨归的造反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但梁山英雄在反腐败的手段上，却是完全功利主义的。一些梁山好汉深知向朝廷要员乃至高级妓女行贿的“潜规则”，就是明证。此外，梁山英雄的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忠、孝、仁、义，尤以忠义最为突出。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忠和义都异化成了对本集团、本帮派的出生入死，走向了公平正义的反面。很显然，这样的反腐观无法创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对于促进权力规范运行也不过是缘木求鱼。
江湖文化包含很多合理内容，但对于反腐败的作用往往趋于消极。在相当一部分腐败窝案中，江湖文化对于官员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破坏性不可小视。在重庆“打黑”斗争中，文强就依靠手里的权力笼络了一大批“兄弟伙”，自己也长期盘踞“老大”的位置。有些官员通过笼络人心构建唯我独尊、唯本帮派利益为上的江湖，阻碍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再歌颂梁山好汉的反腐败，对于当前的反腐实效很可能南辕北辙。（朱胜国）
■遗憾
不过是花拳绣腿
反腐败教育的“花拳绣腿”，玩多少花招意义都不大。关键之关键还是在反腐败机制和体制性规定上出真招、实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迟迟未见“落地之时”，至今也不过囿于“组织内部申报”。这样的反腐败“终极利器”，梁山县为什么不率先而为？“三公消费”铺张浪费已是地方通病，尤其是令人诟病的“公车改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梁山县为何不出出这样的“实招”呢？
“目标决定效果”，“基础决定高度”，梁山县的水浒文化反腐“参照物”本身就有偏差，更遑论什么效果。这样的虚招太过于“虚”，既浪费资源也亵渎水浒，不如趁早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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