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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专家:掩盖历史真相是苏共倒台的重要原因
核心提示:在党史和国史学界有一种论调:谁在说我们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就会给你扣上一顶给党“抹黑”的帽子,并以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为例,制造所谓“灭国先灭史”的一套“理论”。其实,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共产党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在历史上就没有向人民讲真话,而是掩盖历史真相,一旦历史的真相大白,才被曾经受欺骗的人民所抛弃。
201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指出:党史工作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全面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要求“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使党史成果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中央提出的上述意见,对现实的党史研究及编写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写,人们长期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叫指导思想?传统的说法是要以党的历史决议作指导。在党的90年历史上有过两个决议:一是1945年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反映了那个时代党内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所能达到的程度和水平。胡绳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说过,历史所以要不断研究,一是史料的不断挖掘,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前进。新史料为人们弄清历史真相提供了新证据,认识的前进又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从中吸取更多的教益。所以,从原有的结论出发去研究历史,是不可取的。
过去讲党史有这样三点:“论从史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从历史的研究和编写来说,所应遵循的原则是“论从史出”,即从历史事实出发。因此,要说指导思想,第一条应该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鉴于这个原则,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官方出版的著作也突破了一些过去的框框,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从1991年版到2002年版、2010年版,对过去所称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犯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三次“左”倾的路线错误,都根据所能见到的共产国际历史档案记载的事实,如实地指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和此后要严肃、严谨地对待党的历史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全部责任归之于陈、李、王等个人。关于“西路军”问题,否定了长期压在红四方面军头上的一顶“张国焘逃跑主义”的帽子,肯定红三十军等西渡黄河是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的命令。这些都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高、饶事件有了新的说法。除了讲高岗“分裂党”以外,没有再戴“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帽子。表明书稿的写作注意到1990年代以来各方提出的新史料,没有完全按照1981年《决议》的调子来写。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功过,《党史》二卷也明显与1981年《决议》的调子不同,明确肯定首先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是华国锋,是他先同李先念谈,并请李先念征求叶剑英的意见,不仅仅是“有功”。(《党史》二卷第962页)对华在“两个凡是”和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的态度,也作了客观的叙述。(《党史》二卷第994页)对1977年经济理论界开展关于按需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的讨论,说“邓小平和华国锋都对这场讨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党史》二卷第996页)在1976年12月和1977年4月召开的会议上,华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党史》二卷第1025页)没有再说华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以及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整个来说,是肯定方面多了。这表明经过历史的沉积,对问题弄得更清楚了。
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历史结论是否站得住,一是根据事实说话,二是根据实践检验。研究建国后的历史,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1953年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81年的《决议》说:“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众所周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一化,三改造”。“一化”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造”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解释,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换句形象的话说,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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