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死”的陈寅恪：被红卫兵的高音喇叭吓得浑身发抖

作者：李冬君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发布时间：2011年04月13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陈寅恪

寅恪之死

　　关于寅恪之死，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道：“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寅恪临死前的惨状，被她说出来了。

　　寅恪非“寿者”，但“久忧不死，何苦也”却是冲着他说的。他怕死吗？怕死敢说“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若怕死，他早就将自己肩上的两副担子都放下了，可他没放下!

　　那时，只有他敢说不要政治学习，且要毛、刘两位最高首脑为他担保，敢这么说的，普天之下，还有第二人吗？不管你什么主义，要做他的学生只有一条，那就是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没有这一条，就不是他的学生，听他讲过课，跟他学习过，那不算。

　　静安先生可以死，而他不能，为什么？因为静安先生那不死的灵魂，还有他可以托付，而他尚无可以托付之人，一副皮囊虽不足惜，但那“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灵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却不能无处安身。因此，他以煎熬着的残病之躯挺立着，超越了生理的极限。

　　而他的坚守，并非到了临终前才开始，从1929年他为静安先生立碑文时就已开始，二十年以后，他有一个答复科学院的讲话，重申了他的主张，并解释了他当年撰写碑文时的真实想法：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所说的“俗谛”，在当时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

　　他以为，一切都是小事，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大事，二十多年如一日，他就这样守望着，可他多么孤独!“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负气”二字，说尽伤心人情怀，因为担待，所以“负气”，没人同他一起担待，所以更加“负气”，“著书唯剩颂红妆”，就是“负气”。

　　《柳如是别传》即为“负气”之作，这一口气，从二十年前就提起来，他以口述，一字一句提起来，这么长的一口气，将自己的生命都用尽了，可有人看不懂，问：就为了这么个妓女？

　　这样问，还是在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用了分别心，可先生从未这样自问，从为王国维立碑到为柳如是立传，他只问天地之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为天地立心，是针对三民主义的党化教育，五十年代初，他为钱柳请命，是要提醒国人，三百年前，中国文化未亡于异族入侵，这一次，很可能会亡于自己的革命。他很清楚王国维临死前的那一番心情，也深知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就是要守住文化，不能“亡天下”。黑云压城，“文革”就要来临，要留住文化的根，那根，就是天地之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这些年，他愈痛苦偏愈坚守!“七尺从天乞活埋”岂足以言之？他在人间炼狱里，受尽煎熬而死，死而后已，当时亦只能如此。可他把文化的根，留在了《柳如是别传》，留在了王国维的纪念碑里，这是中国士人最后的精神据点了。先生说：自从为王国维撰写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一直是我的追求。你们去看，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淹没。

　　如今，那书在，就在案头上；那碑文也在，还在清华园里。可寅恪先生的精神，还在吗？看看清华大学校训，想想“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我们好想做先生的弟子，真的愿意像先生那样，把文化的根立在自己的骨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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