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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云:畅通社会流动机制是最好的维稳

作者:马福云 来源:《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30日 点击数: ( 字体: )

社会流动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
 
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定型化取向
 
近年来,“富二代”、“官二代”,甚至“垄断二代”、“穷二代”的报道经常见诸媒体,社会阶层固化的言论经常诱发全社会大讨论。可以说,阶层不平等跨代际现象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关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神经,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此,正视社会流动的积极意义,千方百计畅通全社会的流动机制,对于促进社会公正、平复人民群众的民粹化情绪,十分重要而迫切。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从原所属的社会阶层转移到新的社会阶层的现象。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更美好,每个人都希望向上流动而不希望向下流动。这不仅反映在个人一生的流动中,也反映在子代相对父代之间所发生的代际流动中。但是,无论个人,还是代际间,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分布是不均衡的,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资源或条件的社会主体才有可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总的来说,自然环境变化、人口增减及社会变迁等因素都可以引发社会流动。我国当前社会流动的社会原因,主要是1978年以来的社会改革。这场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调整了原有的阶层关系,伴随产业结构调整、政府权力下放和资源配置变化,多数普通人达到了向上流动所需的条件,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提升。而从个人原因分析,则和知识、教育水平等密切相关的个人能力和技能提升相联系。家庭因素对代际流动也产生影响。美国就有研究表明,父代的职业与教育水平影响子代的教育和职业,尤其是子代的第一个职业。一般说来,开放的现代社会中,个人能力技能提升有助于个人获取向上流动的资源或条件,从而成功实现向上流动。
 
当前,我们应该努力促进社会成员向上流动。首先,社会流动是我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其次,社会流动可以推进我国现代社会结构的成型。再次,社会流动有助于维持社会生机与活力。最后,从反面看,历史表明,失意群体和长期陷入困境的人群,最愿意通过诉诸群体性运动和骚乱的方式,来释放不满情绪,甚至希望和推动社会动乱与政权更迭。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发展、社会分化,我国的社会流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向上的社会流动。虽然其间出现了少量社会成员向下社会流动现象(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改革而出现的下岗失业工人),但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流动的基本形态和趋势。这种全民性的向上社会流动,成为保持社会活力和社会秩序稳定同时实现的最重要机制,是我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群众基础。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情况却有所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中下层群众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开始减少。有学者研究表明,2000年后,受教育程度是获得初次就业职业的最主要因素,而父亲的职业地位则对本人现职获得有着显著影响。在控制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对1993年后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研究也发现,私营企业主来源越来越以其他领域精英为主,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成功机会则越来越少。还有学者通过研究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发现,教育开始更多地受到家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在社会阶层结构雏形显现后,居于上层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阶层传递现象,而对人们向上流动发挥关键作用的教育再次面临公平性的挑战。
 
还有研究表明,我国地区间、城乡间、群体间的贫富分化仍有恶化可能。部分地区社会底层出现了扩大现象。除了原有的贫困农民,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以外,未就业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失地农民、被拆迁户等群体加入社会底层的行列。据2006年成都、重庆、西安三地有关部门调查,我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定型化趋势比较明显,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即便是经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也会成为“蚁族”,甚至有人提出,现在更多的是父亲在(给孩子)找工作,父亲就业时代来临。同时,中间阶层“消亡”的声音不断出现。根据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2010年初在京、沪、广等10城市调查,基于职业、收入、教育等所选取的中产群体中,近七成不认同自己是中产。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教授Khor和Pencavel曾利用中国的数据发现,1998年之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上述现象说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定型化取向,社会流动缩减的趋势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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