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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威福：张居正的权力软肋
张居正是万历小皇帝言听计从的老师，又深受太后器重，还得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鼎力支持，可以这么说，后宫“三巨头”全是张居正的大靠山，以其隐权力之大，大致没有哪些事情是他办不成的。万历元年，张居正为
“综核名实，信赏必罚
”，开始厉行改革，实施考成法—张居正可不认为自己是在搞改革，而是“
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
”，考成法的推行也是打着“申明旧章”的旗号。
所谓考成法，即勒令各衙门将公文报告、朝廷政令一概造册登记，按照事情缓急、道路近远，列好办事日程和完成期限，这是底本。再另造两册副本，一册送六科（
六科是明代创设的中央监察机构
）备案，凡完成一项，即注销一项，如有积久未完的项目，由科臣向皇帝汇报、责成各衙门限期完成，延误者抵罪。另一册送内阁查考，如六科有欺瞒行为，则由阁臣检举罪过、追究责任。说白了，这是一种层层监管的官员问责制，抚按督促府县，部院督促抚按，六科监督部院，内阁监督六科。权柄的终端牢牢掌握在阁臣手里。
这个制度设计效果很不错，据说很快就改变了以往“
政令不出中南海
”的局面。《明史》对此有很高的评价：“
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
然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又是经不起合法性深究的，即使打着“申明旧章”的旗号。因为张居正的本职是内阁辅臣，诚如刘台所言，阁臣只是皇帝的侍从顾问，与从前的宰相显然是两码事。宰相作为百僚之首，有总揽朝政之大权，内阁辅臣则无过问科道、六部、都察院、督抚政事的权力，其职责不过是协助皇帝批复奏章、起草诏令，时称“票拟”，供皇帝参考而已。因此，自从明太祖废除宰相以来，即使是不可一世的权臣，也“
惴惴然避宰相之名
”。
但现在张居正却俨然以宰相自居，按祖宗法，你又有什么权力干涉部院，挟制科臣，将独立检察官当成俯首听命的耳目与爪牙？所以刘台毫不客气地说张居正是“擅威福”。“威福”即权力，“擅”则可以解释为“未经合法性授权而巧取豪夺”，所谓“擅威福”，就是不折不扣的“黑权力”。
刘台的奏疏还捎带揭发了张居正私生活的腐败：“张居正在家乡江陵修建豪宅，耗费十万，还派锦衣卫监工，江陵的民脂民膏都让张家刮尽了。张居正倘若不贪，如何能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又如何能过着声色犬马、穷奢极侈的生活？”贪墨的指控，又击中了张居正的另一处软肋。
张居正并不是一个在权力收益的巨大诱惑之前还能够坐怀不乱的人，虽然他本人也有过拒贿的记录，但其家人却在江陵老家“
营私第以开贿门
”。据说张居正曾送给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万历中期，金一两折银约七两，三万两金加上十万两银，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一亿多元人民币，而张居正一年的俸禄折算成白银大概也就八百两（
折合人民币三十多万元
），如果不贪，怎么可能拿得出那一笔天文数字的贿赂？
那么，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为什么要极力讨好太监冯保？前面说到，内阁的票拟是供皇帝参考的初步意见，如果皇帝同意，就用朱笔抄正，称为“批红”，这才成了朝廷的正式政令。只是晚明的皇帝都怕辛苦，经常委托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理批红。如此一来，秉笔太监就掌握到非同小可的隐权力。张居正要自如操纵朝政，当然离不开秉笔太监的配合。所以张居正不但要厚贿冯保，在冯为自己修建生圹（
活人墓
）时，还奉上一篇满纸谀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
总而言之，刘台指控张居正贪污，虽无实据，却不能说是诬蔑之词。在明代后期，政由贿成、无官不贪已成为官场上公开的秘密；另一方面，在晚明浓郁的道学气氛下，腐败又是官员最见不得人的道德污点。刘台的指控，对张居正是极有杀伤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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