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禁止子孙对日动武？

日本派来答礼的都是些“和尚大使”

 

“重译海外国，贡献日赀委；

 

维彼日本王，独遣沙门至。”

 

日本亲王派僧侣来明朝回复是日本自中唐以来逐渐膨胀的政治自尊心的结果，儒家文化重视“礼”在政治中的作用。据《明史·日本传》记载，日使祖来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到达金陵，“奉表称臣，献马及方物”，并送还倭寇在明州和台州劫掠的明朝人七十余人。满足了明朝对日本入贡和禁寇的两项要求。不过日本有研究者对此次上表称臣提出异议，认为最多是起草公文的僧侣（或者明朝使节）做的手脚。从日本怀良亲王的一贯态度以及此后在给朱元璋的复信中来看，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本人也认为《明史》如此记载，是给朱元璋拍马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在日本祖来到达明朝当时的国都金陵以前，朱元璋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和“日本国王”打交道，把日本九州岛征西府当做日本朝廷。在召见祖来后，方知与自己打交道的原来是南朝的亲王。后来，他又在奉天殿召见了当时挂锡在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入元僧椿庭海寿，进一步了解到怀良不是“日本国王”，所代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地方政府，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是北朝。这一情报让朱元璋大为不满，感觉受到玩弄了。

 

于是在日本使节祖来回国时，明太祖便派嘉兴府天宁禅寺的住持祖阐和金陵瓦官教寺的住持无逸克勤同行赴日，并召见二人说：“朕三遣使于日本，意在见其持明天皇，今关西之来（使者），非朕本意。以其关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即要求他们一定要会见日本天皇。日本怀良亲王不派正式官员为使节来交涉，同样，朱元璋也采取“以民促官”的方式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因“彼尚佛乘，亦以僧为使”。朱元璋还特别指示二人：“旨彼佛放光，倭民大欢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经之理。”开导日本人并注意自身形象。

 

由于明使一行都是些和尚，或由于怀良亲王不在他们登陆的博多，祖阐、克勤二人果真到了京都，回国途中才访谒征西府赠送大统历及礼物。

 

此时日本政处于南北对立之中，祖阐、克勤二人的此举引起了怀良及南朝反感，结果两人被扣留了二年，1374年才得以回国，此举令朱元璋大为恼火。1376年，怀良亲王派僧人廷用文圭使明，目的不详，但可以确信让朱元璋收到了措辞不敬的难以接受的书信。

 

不过也有让朱元璋感到高兴的事，那就是许多日本僧人来中国朝拜他。朱元璋曾经接见过一些人，他们对朱元璋很尊敬，朱元璋曾经做过和尚，与他们有“法缘”，有共同语言，欢喜之余还和日僧们有诗词酬答。在来明日僧中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较早。朱元璋在英武楼召请他们，并谈到徐福为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漂洋过海、留日不归的传说，兴之所致，要和日本禅师绝海中津等以此话题诗歌唱和，“绝海诗早成，太祖乃和”，自然也得到很多物质奖赏，这却惹得同来的汝霖良佐嫉妒成恨，因为“霖心欲制川八”（川八乃一种诗歌体裁），却一时难就，绝海很快呈诗了，他自然不能以此向明朝皇帝邀宠了，等到他们归国的时候，汝霖良佐羡慕绝海中津的荣耀，“乞太祖宸笔，弃之海中”，以发泄不满。

 

僧侣成为外交使节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当时华夷外交通用语言是汉语，东亚地区的外交文书（国书及条约等）使用的是汉文，周边各国的僧侣尤其是日本五山僧人的汉语水平很高，日本政府的外交文书必须依仗他们的文笔，他们自然也成为外交官的最佳人选。

 

给朱元璋“朝贡”的全是日本“海盗商人”

 

强大的明朝不仅被小股海盗所骚扰，而且被小国朝廷所轻视，占据地方的怀良亲王拒绝接受皇帝的诏书，更不用说朝贡了，这对朱元璋来说，可谓大跌眼镜了。

 

不过，《明史》却多次记载说日本来朝贡了。例如，洪武七年（1374）七月，有日本人来贡；“未几，其别岛守臣氏久遣僧奉表来贡”。接着洪武九年（1376年）四月、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都有所谓的日本使节来，几乎是年年入“贡”，岁岁来“朝”，但因他们几乎都没有表文、国书，如此无礼！朱元璋拒绝接纳。

 

有时来朝的“日本使节”纵携带有“书”、“表”却言“词不诚”。

 

所谓的“日本使者”不带表文的原因是，真使者不带表文是不想在称呼上为难（即称臣与否，不带，可以回避称臣），“倭寇”冒充的假使者自然没有。据《明史·日本传》记载：

 

 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

 

 可见那些朝贡者多是一些“不得间”日本“海盗商人”。他们经常到中国或朝鲜进行贸易，往往很不景气，日本那时没有什么可以输出的，倒是他们想购买的东西太多，当自己的货物没有出售而无钱购进的时候，他们一旦发现沿海官府和中国百姓没有防备，就摇身一变成为海盗，抢劫沿岸中国居民。如果看到沿海中国百姓有所防备时就贸易，一旦遇到官兵就说他们是来朝贡的，“戎器”竟成了贡品。狡猾的倭寇和一些日本商人知道，明朝政府像中国历代专制政府一样甘心做赔本生意“朝贡贸易”，于是，他们就利用了中国帝王的自大心理，在不便抢劫的时候就冒充是日本政府的使节入贡，所谓“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是也。在明朝史书中有许多关于日本使者来明朝的记载，其中几乎有不少是所谓“贪商冒名之徒”一时的急变，根本没有携带国书、表文。他们是冒牌货，哪里有表文？

 

纵观整个明代的中日交流史，日本朝贡使节和海盗之间的身份总是很暧昧，或者表现得很暧昧，这也不仅仅是朱元璋一朝的事。

 

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下克上”，即以下犯上，盗贼流行的时代，即使是那些看似儒僧的或打扮成儒僧的使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强盗习气，在一些明人的眼里日本大使与倭寇往往没有分别。如宁波争贡时的日本使节，摇身一变就是海盗。

 

中国正史中就不乏日本贡使“变身”为海盗的记载，如《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七就有如下记载：

 

 明景帝景泰四年，日本“贡使至临清，掠居民货”。

 

天顺初，“其王源义政移书朝鲜王，令转请遣使谢罪，廷议使臣不得仍前肆扰”。

 

成化四年十一月，“倭使伤人于市，曲赦之”。

 

明孝宗弘治九年三月，日本国王“源义高遣使来京，还至济宁，其下仍持刀杀人，诏严防禁”。

 

以上史实可见，明朝防日本贡使亦如防盗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