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与当地土著族群矛盾酿就太平天国运动

作者：陶短房来源：《时代周报》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6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绅士也是天地会首领

广东入桂的“会匪”、“艇匪”原本到广西属于“出差”，基地一般仍设在广东，在广西得手后，通常都会“回巢”，如今老家回不去，他们中一些人开始向官府靠拢，接受招安，另一些人则硬着头皮在广西当地抢地盘，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人”—正忙于械斗的广西来人的召唤对他们而言就有充分吸引力，1844年起，广西宾州、象州、贵县的历次来土械斗，都有“会匪”、“艇匪”卷入，1850年的大械斗，他们当然也不会置身事外。

广西本土的天地会始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邕宁县，会首沈惠平等用的口号、会规，都是广东传来的旧抄本，可以说，即使本土天地会，最初也源自广东。但天长日久，广西天地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本土化，秘密化，往往“匪徒”、团练不分，表面是绅士、练总，实际是天地会首领；二是堂口化，即以“堂”为半公开的组织形式，和同样以“堂”为名号的当地某些宗族武装难以区分，因此被官方称为“堂匪”。相对于“广马”，“堂匪”的生存能力更强，但战斗力则弱得多。

本来“堂匪”和“广马”都是天地会一家，彼此也有不少合作，如“艇匪”中就曾有“土马”李关保（广西桂平旧峡村人），而“土马”陈亚贵（壮族，武宣东乡下平岭村人）转战广西各地时，也曾得到秦晚等“广马”的响应。但随着邻境纷纷加强对天地会的镇压，广东、湖南、贵州的天地会纷纷大举涌入广西，不少“堂匪”的“洪门兄弟情”，就被“保卫桑梓”的本土情结所压倒，许多“堂”在来土械斗中从中立观望，最终变成加入“土人”阵营，和“来人”及其客家人同胞“广马”兄弟阋墙。

“堂匪”是土著，拖家带口，行动未免迟缓，且战斗力本就不如“广马”，这就出现了《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言，“土人”即使纠合“匪徒”，初战也失利的现象。

但随着“堂匪”逐渐聚集，人数上的优势开始发挥作用，最终战斗力强悍但人数稀少的“广马”无力庇护族人，和“来人”一起战败，“广马”在广西的盛况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围攻广州城失败的“红军”李文茂、陈开等部退入广西，在浔州府等地建立“大成国”，他们才再次崛起。

失败的“广马”去哪里了？金田起义前后，有不少天地会众加入太平军，如罗亚旺、范连得、苏三娘、卞三娘、杨元清等，也有不少投降了清军，或先入太平军后投清军，如张钊、田芳、关志等，虽然记载中并未提及他们是否曾参加贵县来土之争，但可由此推定，那些在来土之争中战败的“广马”既回不了广东，在广西也无立锥之地，恐怕也不外上面两条路可走。

由来土之争而激化的两广天地会矛盾直到太平天国建国后依然在延续。当太平军攻入永安州后，城中将士里有大批来自广东钦州、归善的客家人、旧天地会众，以及从湖南败退下来的天地会人马，而城外帮着清军围攻的“壮勇”中，却有不少包着红头巾的原广西天地会众。

当然，凡事总有例外，清军阵营中也并非没有广东人、客家人，如东莞莞城籍的浔州知府张敬修，从广东招募的“东勇”，不但都是广东人，而且许多是广东客家人，而投降清军的张钊等也参与了围困。但这些人的“助战”却实在靠不住：张钊等部因首鼠两端，最终被清方借故肃清，而“东勇”第一批300人没多久就全数哗变，重新招募的3000人也经常向围城内走私粮食、硝磺（用于制造火药）等，饱受地方志诟病，不能不说，客家人的“自己人”情结，即便到了你死我活的战场，也仍然会产生微妙的效应。

“自家人”的上帝

贵县来土争斗的爆发地—大墟，毗邻赐谷村，而后者正是洪秀全表亲—赐谷王家居住之处，也是洪秀全、冯云山到达广西后第一个落脚点。虽然王家在上帝会的权力斗争中失利，不敌杨秀清、萧朝贵，但因为和洪秀全的亲属关系，并未彻底被排挤，而仍拥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力。在大墟西边，贵县的西北部，是上帝会的重要活动区域—龙山，石达开、秦日纲等上帝会骨干人物，都是龙山一带的富户或矿工首领。

上帝会原本是半公开活动的，“人人知有洪先生”，和“洪先生”表亲做邻居、又是客家“自己人”的大墟“来人”当然不会对上帝会陌生；1849年夏，洪秀全为神化自己，曾让上帝会散布“人将瘟疫，信者得救”的预言，第二年年初果然应验，而在瘟疫大爆发的紫荆山区，死人最少的田心、花雷二水，偏偏是上帝会信徒最多的地方。虽然这仅仅是巧合加机遇的结果（上帝会的预言本来意在鼓动群众放弃家产投身起义，而上帝会众在瘟疫中死人少，和洪秀全本人通晓医术，上帝会里又有李俊昌、何潮元等原本为起义打仗招募的军医有关），但在非常时期，无疑让上帝会的名头和神秘性又大了不少。

客家人抱团，械斗都会遍拉同族参战，近在咫尺的赐谷村不可能不去，遍布贵县东北、西北的客家圩寨也不会不去。上帝会的核心会众和首脑绝大多数都是客家人，洪秀全的表亲又紧邻械斗中心，照理说，上帝会不应、也不会袖手旁观。

但大多数记载却表明，在来土械斗早期，上帝会并没有积极出面帮助“自己人”。

尽管此事被许多论者认为系上帝会坐山观虎斗的主要证据，但萧朝贵“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惫”，并不是针对来土之争所说（萧朝贵一直将团练之类称为“外小”、“外人”，只有官兵之类才称为“妖”，且这番话讲于大墟械斗开始前的四月廿二日，应是针对清军和当时活跃的“会匪”交战而言，因为洪秀全早就贬斥过天地会）。械斗开始后，萧朝贵却反复强调“忍耐”、“让人三尺”，主张武装自卫，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赞成会众去帮“来人”助拳。当时金田“团方”业已开始，而杨秀清的病还没好，萧朝贵显然不愿节外生枝，影响起义建国的大事。

导致赐谷王家边缘化的“珠堂事件”恐怕也与此有关，尽管萧朝贵和王家的权力之争早在1849年底-1850年初就已经激化，且通过几次交锋已占绝对上风，但《天兄圣旨》记载，庚戌（1850年）八月廿日，萧朝贵“并恐贵县兄弟为珠堂人诱惑”，又一次“劳心下凡”，恩威并施。此时王家早已不在权力核心，旧事重提究竟为什么？庚戌八月正是大墟来土械斗开始的时间，大墟又紧邻赐谷村，所谓“珠堂诱惑”，或许便是敦于邻里之谊和客家人传统，赐谷王家有意联络贵县其它会众助拳，而惹来萧朝贵的不悦和阻止。

但这种谨慎和保守很快就放松了：九月初十日，“天兄”说“八方起，起不复熄，要打叠”；十五日又指示，若“外小”来侵害，“不妨同他厮杀”，在此前后，《天兄圣旨》连篇累牍都是上帝会众和“外小”交战的记载，其中不少有明显“来土争斗”痕迹。

很显然，同为客家人居多的上帝会众，不可能置身杀红眼的来土械斗之外，占据上风的“土人”洗劫“来人”村寨同时，自不会放过同为客家、又持械聚众的上帝会众，即便上帝会不打，“外小”也会打过来，“让人三尺”也同样避无可避。

到了十月，恶斗40多天的来土械斗，终以土人的胜利而告一段落，被逐出家园、无家可归的来人此时别无退路，同属一族、又在械斗后期帮过些忙，人多势众的上帝会，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至于拜上帝、分营伍、守戒律，此时此刻对于“来人”而言，自然也不是什么障碍，被本地“神仙”系统边缘化的他们，当然不会拒绝一个在他们看来是客家“自家人”带来的上帝。

这批客家人的加入，对上帝会而言实在是雪中送炭、如虎添翼。

《浔州府志》记载称，上帝会原本只有几百人，“来人”无家可归者“悉往投之”，有三千多人，令上帝会声势大振，如果没有“来人”投入，太平军连起义都很难实现。

这一记载显然有所夸大。

不过，“来人”们家园已毁，义无反顾，又和上帝会核心同族，且具有战斗经验，一经消化，即可成为骨干力量，对金田起义后太平军的战斗力，贡献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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