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豪杰？圣贤？真命天子？

统一战争

 

蒋介石给自己的使命，就是国家的统一、独立和复兴（现代化）。但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的统一，也就是安内的问题。

 

如何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927年到1937年的中国历史？黄先生的观察有些犹豫，判断不太明快。他有一段总结性的话：“然则此时人民已受军队劫掠，索饷之士兵则由将官一声叱咤而处死刑，此时此刻公私权利是否存在？若是蒋介石专制独裁，则冯玉祥、阎锡山与唐生智可以算作民主之发言人？所以，历史学家至此已别无他法，只有如蒋廷黻之相信中国无从避免独裁。蒋介石之作为可以在将来诱导出来一个民主体制，此刻却不能立即成为民主。”

 

这段话有合理性，黄先生承认蒋介石作为独裁者是历史的产物，其实，蒋介石的反对派冯阎唐等人，也是独裁者，传统的政治生活并没有根本改变，民主只是在野者反对当权者时运用的现代术语。这是近代中国普遍的政治现象。关于蒋介石的独裁和发展现代民主的关系，他用了一句很是模棱两可的话，即“诱导”云云。我们很明白黄先生的良苦用心。如果说，蒋介石有一个以独裁训政走向民主的政治规划和实践，实在缺乏说服力。而如果说蒋介石的独裁训政和现代民主没有关系，那么蒋介石的继承者蒋经国毕竟在台湾采取了走向现代民主制的重大步骤。虽然在蒋介石的理论体系 （继承孙中山的理论而来）中也存在过向现代民主转型的观念，例如还政于民，但始终没有实践，甚至只是权术。蒋介石是务实的人，与孙中山的理想主义不同。所以，我们只能就事实说话，他就是一个威权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传统的任务，即清王朝崩溃后如何重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二是向现代化转型的任务。恢复民族独立问题，是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不构成一个独立过程。近代中国重建国家统一的事业，经过了38年，而向现代化转型的任务，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历史中去评估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1931年7月22日日记蒋介石给自己的目标：“手拟对朝鲜侨胞惨案宣言稿。消灭赤匪，保全民族之元气，削平叛乱，完成国家之统一。盖攘外必先安内，革命即为救国，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之统一，而后乃能攘外，近日之战争乃为救国与卖国之争，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他面临的是非常艰难的环境。1932年8月18日日记：“汪之虚伪，北之蛮横，南之叛乱，赤匪之狡侩（狯），子文之跋扈，皆使人愤慨，不能自制，此等事若非我负担，其谁能负之？上天之托付于余者，岂轻易之事乎？”汪指汪精卫，北指北方的各路军事领袖，南指两广的军事派系，赤匪指共产党，子文指宋子文，他的姻亲和重要干部。他在日记中反复提到的基本问题，就是国共斗争，国民党中央系与各派军阀的冲突，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复杂斗争，他的亲信部下的道德和能力不足以支持他的事业，等等。1940年7月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表述：“倭之狂暴，俄之阴狠，英之奸狯，美之贪吝自私，国际之不可靠如此，今后世界惟以强权狡诈是尚，而信义公理扫地殆尽。吾惟以正义与公理为本，以上帝与人格是依，成败存亡，惟有听之。”国际环境和国际援助，也难以支持他完成预定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要统一中国，当然也要消灭蒋介石集团。究竟鹿死谁手？当然不是凭天命，而是各路英雄豪杰角逐的结果。作为历史的运动来说，不可能预设谁应该统一中国，最后的结果是奋斗的自然产物。在奋斗的过程中，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有失败的可能。而如果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取得成功，同蒋介石一样，历史也只能承认这样的结局。我们不能在胜负未明之前就断定某某某没有资格奢望统一中国。

 

在国家统一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是一个阶段的缔造者：1936年9月反省录：“本月广西李白拜命就范，一场恶潮至此平熄，两广乃得统一，革命基础□□（日记此处不清晰，未能辨认）此已定，十三年来之恶战苦斗，从此内忧果能告一段落，是诚上天不负苦心之人也。”这是蒋介石的重要历史贡献，他将民初以来军阀割据的局面进行了初步的整合，使国家实现了松散的统一。没有这样的整合，中国怎能组织起有效的抗日战争，而且长达8年之久？国共双方的发展，是互相磨炼的结果。蒋介石的努力，奠定一个基础，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形成了一个国共对决的平台。因为蒋介石已经扫除群雄，并且在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上也提升了一个台阶。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大大减弱了国际列强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没有这样的平台，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还要有更多的磨难和工作要做。1936年蒋介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整合是中国社会最终走向统一的一个台阶，而中国的统一是国家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近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一个台阶地在新陈代谢的复杂的运动中，由一代又一代的人来逐步提升的。只有明白了历史的运动，我们才能明白我们今后的走向：仍然只能一步步地提升。

 

人身关系的军阀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还必须考察的一个问题是：蒋介石是不是一位军阀？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军阀性质？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和困难，也在这里。我们阅读蒋介石日记，上面提到的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诸人，在蒋介石眼里都是军阀，就是张学良、宋哲元、刘湘、龙云以及李宗仁、白崇禧，我们也认为是军阀 （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主张过民主还是没有主张过民主），他们的军队都是私军，归私人所有。那么，蒋介石就因为据有中央政府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军阀？军阀的定义当然不应该这样下的。

 

我们说蒋介石是军阀，并不是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而是作为事实来分析。黄先生书中也提到“（蒋）对旁系将领已有嫌忌，更不得不培养人所谓之‘黄埔嫡系’”（74页），他显然不愿意下军阀性的判断，但他后面还提到：“蒋去职，宋子文也不合作（指与孙科任行政院长的政府），而且失去蒋之保证，借款尚成问题，又况黄埔军人亦只有蒋能随意摆布调遣。以上情形都可用作攻击者之口实。一切由于蒋之‘军阀体系’及‘家天下’之作风构成。但是世界上任何机构，其最基本及最原始之核心组织皆无从脱离人身关系，只能先私而后公。”其实，黄先生“但是”后面的辩护词是完全不必要的。军阀体系的存在不是某个人的过错，而是历史运动的产物。

 

我们必须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军阀制度。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兴起，横扫东南半壁，曾国藩号召士大夫训练军队之后，出现了兵归将有的私兵制度。清朝前期的八旗、绿营的经制兵，由皇帝命将统率出征的，但湘军是不可能由皇上另外选将统率的。就是湘军内部，一位战将战死了，他统率的军队只能解散，而不能另派将领率领。这就是近代中国军阀制度的起源。蒋介石的黄埔系成了中央军，并不改变私兵制度，因为，蒋介石并没有改变私兵制度的制度性措施，直到1949年在大陆战败，黄埔系仍然只服从蒋介石的指挥，而不服从代总统李宗仁的指挥。其他派系也一样，傅作义的部队，并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傅作义自己的，桂系的军队也不是蒋介石的，而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这些军队的使用，蒋介石是不能直接指挥的，而必须通过这些将领的同意，由这些将领指挥。

 

黄仁宇先生多次提到国民党军队指挥关系中的“人本主义之性格”、人身关系（第12、26、232页）。他指出：“新军之全部设计，下至技术中之细节，始终未脱离他之掌握。虽孙总理亦无从改变他之决策，可以从他们彼此缄件中看出。再以他用校长身份与大部黄埔师生保持密切之人身关系，凡此都与他所景慕之曾国藩、戚继光的事业有若干相似之处。”（第26页）。蒋介石没有能够改变曾国藩开始的私兵制度，也只能成为最大的“一派系之头脑”（史迪威语，第38页）。蒋介石在指挥军队作战时，不能用制式命令，而必须协商，必须尊重他们生存的要求，照顾他们的利益，否则的话，也许这支军队又要叛变了。他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其实指挥的只是一支松散的联合部队，他能够直接指挥的只是黄埔系以及直接依附于黄埔系的少数军队。黄先生书第232页中提到孙连仲要求“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就因为这是一个独立的团体，而不是国家的军队，不能打光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就是因为蒋介石的指挥本来就是不统一的，各派军事势力各有各的生存要求和方式。

 

因此，中国如果要重新统一，解决私兵制度是重要一环。国共对决，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介石解决不了私兵制度，无法真正统一指挥，不能不让位于解决了私兵制度、更有朝气的中国共产党。统一、高效率的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时代基础并无不同，因此，不能仅仅以中国还是个中世纪国家和农业社会来解释军阀体系，而应该从大历史的角度，认识到清王朝解体后，国家从分解到重新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