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豪杰？圣贤？真命天子？

真命未归

 

我们在读蒋介石日记以前已经明白，蒋介石未能通过现代化转型尤其是土地改革来使自己获得统一中国的力量。我们也已知道，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开始，对社会基层的动员严重不足，无法集结起整合中国的足够力量。由于没有足够的社会动员，没有解决私兵制度，蒋介石解决不了建设一个有效的高层机构的问题。我们没有读明白，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认为创造高层机构和翻转低层机构是“分属两种群众运动”。（第42页）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强大王朝的建立，都是以低层社会的大翻转为前提的。人才是在这个过程中涌现的。我们读了蒋介石日记之后发现，没有低层社会翻转的依托，蒋介石确实不是一位“真命天子”。

 

蒋介石对自己要求很高，读书非常勤奋，事必躬亲，十分辛苦。决断果敢，临危不惧，多次身临前敌，屡遭危险，大难不死。他成为一时的领袖，自有他的特殊过人之处。但其短处也非常突出的。

 

蒋介石赢得了中原大战胜利以后，自以为可以凭借武力统一中国。1931年5月21日日记：“世之心理以为胡孙去职，政治无法，此种心理殊为大谬，其实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书生如本党之老学究，诚不足言文治也。”本来，以文治而言，胡汉民、汪精卫才有继承孙中山成为党魁的资格，他们把蒋单纯看成一个军人，并不愿意拥戴他为领袖，但是，蒋介石就是凭借武力而飙升为领袖，文治显有欠缺。1931年底，蒋介石再次被迫下野，重新复出后开始反省失败的教训。

 

1932年8月4日日记：“学然后知不足，余不学无术，而求其治平难矣！”所以，他一直很勤奋地读书，但他同毛泽东一样，主要仍然在传统的思维中吸取营养。这就是大时代的问题。同时，蒋介石求贤若渴。1932年9月1日日记：“时以不得襄助之人为念，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旧党员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古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未在本党任仕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1934年8月10日：“本党本军与本团之败亡，其惨痛历史，未有甚于如吾身者也。天如有灵，盍不助吾以贤明之一二，以救危亡于万一也。”

 

但是，蒋介石竟然一无所获，一直没有满意的辅弼之人，缺乏谋士良将，改变不了国民党的腐败风气。1946年7月10日日记：“昨下午批阅人事，铨叙厅无智无能，徒增余苦痛和忧虑，此乃不只铨叙工作，几乎无一部门主官与负责人而非如此也。思之悲伤。若自我稍一疏忽，即致错误，乃至不能补救，并无一人能为余设想预谋，稍分忧劳。此实不忍言者，而今则随笔记录，以增加余不德之罪。余果寡人独夫乎？天下果无贤能至此乎？”他当然不可能“一根军棍等身齐，打得三百座军州都姓蒋！”

 

蒋介石志大才疏，自以为鹤立鸡群，而实际上，他的部下也认为委员长老了，过了时代，像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头子。上下互不信任。

 

蒋介石暴躁的个性，而且城府不深，缺乏谋略，也很难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他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例如：1940年12月6日日记：“心燥性急，态度傲慢，殊非领袖群伦之道，应切戒之。”但是，他一直无法控制他的暴躁的脾气，因而经常误事。1941年3月5日后上星期反省录：“对溥泉斥责事，悔愧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民廿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除胡汉民被他粗暴地扣押一事外，我们不知道其他两件事的严重性。其实，平时的暴躁脾气，则经常发生。西安事变的发生，就和他的粗暴脾气有关。

 

仅仅用现代化理论去解读中国近代史，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我们必须同时用传统思维，去理解中国近代史，因为在近代中国社会，传统思维本来就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按照豪杰—圣贤—真命天子的思维逻辑，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不难理解，国民党的运动方式为什么没有涌现一位能够统一中国的“真命天子”。一个在选拔、驾驭人才方面的能力有严重缺陷的领袖，即使在传统的意义上怎么可能真正走向成功？在这方面，蒋介石缺乏自我反省。黄仁宇先生把蒋介石、毛泽东和他们的继承人，作为三个段落（我们补充为新陈代谢）的分析，我们在原则上赞成，蒋介石的成败和个性缺陷，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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